上一部分，我用了古希臘人所深痛惡絕的僭主制度，去比喻香港現時的支配體制。以下，我則會以一個有關居魯士大帝的故事，去嘗試解釋香港其中一種最具影響力的意識形態的源頭。
鼓勵同化、尋歡、逐利，以去自主反抗之心
以下取材自《歷史》第一卷，153-156節
話說波斯帝國的開國君主居魯士(Cyrus)，在奪取了美地亞人(Medeans，之前波斯地區的統治民族)的政權後，就帶領他手下的波斯人四出征討。他西征之時，擊敗了伊奧尼亞人的鄰國、富強的呂底亞人(Lydians)，俘虜了他們的國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委任一個波斯人治理他們的守都撒爾迪斯(Sardis)，同時委任一個呂底亞人管理呂底亞人全部的財富，然後就帶著軍隊的主力向東方出發。結果，很快的這個呂底亞人就利用這筆財富去鼓動呂底亞人叛變，圍攻撒爾迪斯。
居魯士在征伐東方諸國途中聽到這個消息，當然非常憤怒，認為最好是把呂底亞人全部出賣為奴。克洛伊索斯深知居魯士言出必行的作風，又認為如果沒有更好的建議就不能說服居魯士回心轉意，所以就說：
「…讓呂底亞人得到寬恕吧。為了保證他們永遠不會再叛變你或是威脅到你的安全，我看可以派人去命令他們，不許他們保存任何武器，要他們在外衣下面穿緊身衣，下身要穿半長筒靴子並且要他們教他們的孩子彈奏七弦琴和豎琴以及經營小買賣。這樣，哦，國王啊，不久你就會看到他們不再是男子而成了女子，那時你再也不必害怕他們會叛變你了。」
居魯士聽了這個意見後甚是歡喜，於是就命令城裡的呂底亞人這樣作。
上述的故事，簡單而言就是一個被俘虜的國王，向俘虜他的國王建議使他的故土能長治久安的方法。不能保存武器，這點很容易理解；「在外衣下面穿緊身衣，下身要穿半長筒靴子」就是要他們改穿波斯人的服裝，這個是同化手段之一。同化的目的，就是讓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外觀差別減少，這樣就減低了被征服者的反感。
至於要學習彈奏樂器，其實有兩重含意在內。第一重含意，就是消去他們的男性氣質，讓他們變得女性化或至少是無性化，正如克洛伊索斯所說的一樣；第二重含意，則是讓他們變得更加喜歡追逐歡樂，從而更少念及獨立自主的問題。在希羅多德筆下，呂底亞人是非常精於玩樂的，他認為呂底亞人發明了希臘人的大部分遊戲，所以用鼓勵玩樂的方式去分散追求獨立的注意力，可能出乎意料地有效。至於鼓勵經營小買賣，則一方面也是轉移對政權不滿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是消滅了他們反抗波斯人的能力，因為跟耕作不同，做生意是沒有忙閒季節之分，需要幾乎全年都投注心力經營的，所以也就不容易組織起事了。這一點，克洛伊索斯很可能也十分了解，因為希羅多德提到，他們是最早鑄造金銀貨幣和從事零售業的人，所以商業知識應該也是很發達的。
上面說了這麼多，跟香港人有甚麼關係呢？原來，英國人治港手法當中，有部分正好與克洛伊索斯的建議不謀而合。首先是不准私藏武器，英國人當年可是連鞭炮都禁止的，為的就是害怕華人利用其中的火藥製作武器，密謀對付英國人。至於同化政策，他們看上去不太積極，但實際上用的手法更微妙得多---他們實際上是利用英語程度，把華人分成兩等，就是英國人的朋友與其他華人，那些英語流利的華人擔任政商要職，與英國人共富貴，其他說不了幾句英語的人就只能由他們自生自滅。於是，英語和英式生活就慢慢變成了華人趨之若鶩的事情，華人自然慢慢的學到很多的英語和英式生活的概念，英國的優越地位就更加鞏固了。
至於追逐歡樂方面，英國人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成立香港賽馬會，把英國的賭博風氣也帶來香港，從而使不少港人、尤其是經濟方面屬低下階層的港人把精力投放在賭馬「貼士」(tips)上，而不去追求更多的權益和福利，更不會為了趕走英國人而放棄賭博的樂趣。營商方面，英國人當初就是為了做生意才把香港變成殖民地(先別管是正當生意還是販毒)，所以不但把公平的法制和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搬來香港，還制訂了不少有利通商的法律，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標準稅制，以確保商人的盈利。於是不但英國人，連華人都加入了追逐利潤的行列，以至他們當中有人先富起來，變成了另一種英國人的朋友。而其他人在相對公平的商業制度下，也傾向認為做生意能發財，做成商業發展蓬勃，並與其他英資公司的聯繫愈來愈密切，令富豪和有錢人更不願抗拒英國人，無形中進一步鞏固英國人的統治。
這樣，就形成了香港人遵守秩序、鄙視暴力、追逐名利、娛樂至上的性格---這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管治手法的後果。不過，既然這套模式能令呂底亞人變成「不再是男子而成了女子」，自此以後無法反抗波斯人，也就自然能把香港人僅有的反抗能力都剝奪。於是回歸以後，面對著「港產僭主治港」的政治制度，怎可能會成功改變的可能？大部分人都寧願追求名利和娛樂，不去了解和參與政治活動；剩下的少數，又總是遵守秩序和反對暴力行為，導致反對僭主政治的行動都十分規矩，無法引起當權者的恐懼。這樣的人，怎可能對抗得了有權有槍有錢的帝國僭主權貴聯合？此所以香港民主運動注定進展緩慢，甚至無實質成果可言。
後話---何謬之有？
現在的人多視希羅多德的《歷史》體例太龐雜，內容太零碎，從而認為它的內容的實質價值比不上人類第一本歷史著作的歷史價值。但是，即使有這些缺點，希羅多德還是希臘人，而且是被波斯人征服的伊奧尼亞人，他對希臘和波斯的政治原理都十分了解，他的很多話語，都流露出非常高明的洞見。很多中國人到現在還想不到、不敢承認的政治盲點，對兩千多年前的希羅多德而言，卻是再顯淺不過的道理。
最後，為甚麼我寫了這三大篇文章，卻自認為謬？
首先，我竟然以古希臘人的標準，去評價遠較軟弱和擁護專制的華人，實在是太不合情理，此謬一；
其次，我身為華人，居然不去為中共的邏輯背書，反引西方著作抨擊之，實在是通敵賣國、想把香港變成美帝一州的漢奸所為，此謬二；
再者，我懷疑這套制度對大多數香港人的利益會有損害，卻無視香港其實連合格的僭主都沒有，何況是有責任有承擔的政治家？此謬三。
如果再數下去，我的文章還有其他大大少少的荒謬與謬誤之處，但筆走至此，我已是疲憊不堪，只好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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