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8-2009 謬引《歷史》論中港台(III)

上一部分，我用了古希臘人所深痛惡絕的僭主制度，去比喻香港現時的支配體制。以下，我則會以一個有關居魯士大帝的故事，去嘗試解釋香港其中一種最具影響力的意識形態的源頭。

鼓勵同化、尋歡、逐利，以去自主反抗之心

以下取材自《歷史》第一卷，153-156節

話說波斯帝國的開國君主居魯士(Cyrus)，在奪取了美地亞人(Medeans，之前波斯地區的統治民族)的政權後，就帶領他手下的波斯人四出征討。他西征之時，擊敗了伊奧尼亞人的鄰國、富強的呂底亞人(Lydians)，俘虜了他們的國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委任一個波斯人治理他們的守都撒爾迪斯(Sardis)，同時委任一個呂底亞人管理呂底亞人全部的財富，然後就帶著軍隊的主力向東方出發。結果，很快的這個呂底亞人就利用這筆財富去鼓動呂底亞人叛變，圍攻撒爾迪斯。

居魯士在征伐東方諸國途中聽到這個消息，當然非常憤怒，認為最好是把呂底亞人全部出賣為奴。克洛伊索斯深知居魯士言出必行的作風，又認為如果沒有更好的建議就不能說服居魯士回心轉意，所以就說：

「…讓呂底亞人得到寬恕吧。為了保證他們永遠不會再叛變你或是威脅到你的安全，我看可以派人去命令他們，不許他們保存任何武器，要他們在外衣下面穿緊身衣，下身要穿半長筒靴子並且要他們教他們的孩子彈奏七弦琴和豎琴以及經營小買賣。這樣，哦，國王啊，不久你就會看到他們不再是男子而成了女子，那時你再也不必害怕他們會叛變你了。」

居魯士聽了這個意見後甚是歡喜，於是就命令城裡的呂底亞人這樣作。

上述的故事，簡單而言就是一個被俘虜的國王，向俘虜他的國王建議使他的故土能長治久安的方法。不能保存武器，這點很容易理解；「在外衣下面穿緊身衣，下身要穿半長筒靴子」就是要他們改穿波斯人的服裝，這個是同化手段之一。同化的目的，就是讓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外觀差別減少，這樣就減低了被征服者的反感。

至於要學習彈奏樂器，其實有兩重含意在內。第一重含意，就是消去他們的男性氣質，讓他們變得女性化或至少是無性化，正如克洛伊索斯所說的一樣；第二重含意，則是讓他們變得更加喜歡追逐歡樂，從而更少念及獨立自主的問題。在希羅多德筆下，呂底亞人是非常精於玩樂的，他認為呂底亞人發明了希臘人的大部分遊戲，所以用鼓勵玩樂的方式去分散追求獨立的注意力，可能出乎意料地有效。至於鼓勵經營小買賣，則一方面也是轉移對政權不滿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是消滅了他們反抗波斯人的能力，因為跟耕作不同，做生意是沒有忙閒季節之分，需要幾乎全年都投注心力經營的，所以也就不容易組織起事了。這一點，克洛伊索斯很可能也十分了解，因為希羅多德提到，他們是最早鑄造金銀貨幣和從事零售業的人，所以商業知識應該也是很發達的。

上面說了這麼多，跟香港人有甚麼關係呢？原來，英國人治港手法當中，有部分正好與克洛伊索斯的建議不謀而合。首先是不准私藏武器，英國人當年可是連鞭炮都禁止的，為的就是害怕華人利用其中的火藥製作武器，密謀對付英國人。至於同化政策，他們看上去不太積極，但實際上用的手法更微妙得多---他們實際上是利用英語程度，把華人分成兩等，就是英國人的朋友與其他華人，那些英語流利的華人擔任政商要職，與英國人共富貴，其他說不了幾句英語的人就只能由他們自生自滅。於是，英語和英式生活就慢慢變成了華人趨之若鶩的事情，華人自然慢慢的學到很多的英語和英式生活的概念，英國的優越地位就更加鞏固了。

至於追逐歡樂方面，英國人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成立香港賽馬會，把英國的賭博風氣也帶來香港，從而使不少港人、尤其是經濟方面屬低下階層的港人把精力投放在賭馬「貼士」(tips)上，而不去追求更多的權益和福利，更不會為了趕走英國人而放棄賭博的樂趣。營商方面，英國人當初就是為了做生意才把香港變成殖民地(先別管是正當生意還是販毒)，所以不但把公平的法制和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搬來香港，還制訂了不少有利通商的法律，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標準稅制，以確保商人的盈利。於是不但英國人，連華人都加入了追逐利潤的行列，以至他們當中有人先富起來，變成了另一種英國人的朋友。而其他人在相對公平的商業制度下，也傾向認為做生意能發財，做成商業發展蓬勃，並與其他英資公司的聯繫愈來愈密切，令富豪和有錢人更不願抗拒英國人，無形中進一步鞏固英國人的統治。

這樣，就形成了香港人遵守秩序、鄙視暴力、追逐名利、娛樂至上的性格---這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管治手法的後果。不過，既然這套模式能令呂底亞人變成「不再是男子而成了女子」，自此以後無法反抗波斯人，也就自然能把香港人僅有的反抗能力都剝奪。於是回歸以後，面對著「港產僭主治港」的政治制度，怎可能會成功改變的可能？大部分人都寧願追求名利和娛樂，不去了解和參與政治活動；剩下的少數，又總是遵守秩序和反對暴力行為，導致反對僭主政治的行動都十分規矩，無法引起當權者的恐懼。這樣的人，怎可能對抗得了有權有槍有錢的帝國僭主權貴聯合？此所以香港民主運動注定進展緩慢，甚至無實質成果可言。

後話---何謬之有？

現在的人多視希羅多德的《歷史》體例太龐雜，內容太零碎，從而認為它的內容的實質價值比不上人類第一本歷史著作的歷史價值。但是，即使有這些缺點，希羅多德還是希臘人，而且是被波斯人征服的伊奧尼亞人，他對希臘和波斯的政治原理都十分了解，他的很多話語，都流露出非常高明的洞見。很多中國人到現在還想不到、不敢承認的政治盲點，對兩千多年前的希羅多德而言，卻是再顯淺不過的道理。

最後，為甚麼我寫了這三大篇文章，卻自認為謬？
首先，我竟然以古希臘人的標準，去評價遠較軟弱和擁護專制的華人，實在是太不合情理，此謬一；
其次，我身為華人，居然不去為中共的邏輯背書，反引西方著作抨擊之，實在是通敵賣國、想把香港變成美帝一州的漢奸所為，此謬二；
再者，我懷疑這套制度對大多數香港人的利益會有損害，卻無視香港其實連合格的僭主都沒有，何況是有責任有承擔的政治家？此謬三。
如果再數下去，我的文章還有其他大大少少的荒謬與謬誤之處，但筆走至此，我已是疲憊不堪，只好作罷。

轉:要驗毒，請由家庭開始！

雖然我也喜歡自己寫，但有的時候，別人講得比你好，自己何必重覆多寫一次？

http://inmediahk.net/node/1004298

文化理論家齊澤克（Zizek）有一個最近不斷被香港評論人引用的笑話，謂一個人在黑暗的角落掉了他的門匙，他趕忙跑到附近有街燈照亮的地方去找，遍尋不獲。途人問他，你知道門匙是掉在這裏嗎？他說﹕不，是在那黑暗的角落。途人問﹕那你為什麼還在這兒找門匙？這個人答道﹕因為這裏有光！

齊澤克用這個笑話來嘲笑當代的犬儒主義文化，而這個笑話在香港不停地被文化評論人引用，正好說明香港的犬儒主義現象，俯拾皆是，例子層出不窮。這個笑話愈多被引用，會發笑的讀者就愈少，因為人們在堆積如山的犬儒現象背後，已日漸抵擋不了它背後的苦澀。

最近城中熱話是「校園強制驗毒」，又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燈光下找尋暗處掉失的門匙」的荒誕。當一個社會已經沒有勇氣再去面對青少年濫藥的各種成因之際（尤如我們沒有膽量在一片漆黑的環境下找尋門匙），我們唯一的寄託就是在燈光照亮的地方，用盡氣力繼續尋找。因為，只有燈光能夠證明，我還未絕望。

這可不單是一種讓人嘲笑其愚昧的犬儒主義，而是一種將犬儒、無力和絕望，巧妙地包裝在「積極主義」底下的sentimental cynicism。

特首要我城全民動員，打一場「禁毒之戰」，義憤填胸，慷慨激昂。但究其實，自列根以來，以致大、小布殊等歷任美國共和黨旗下的保守主義者，在彼邦的「宗教右派」慫恿之下，「禁毒之戰」已打了近三十年。曾特首咬牙切齒，亦只不過拾人牙慧，東施效顰。特區政府和建制力量，費煞思量要打造一個「文化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戰陣，沿「宗教右派」線路向美國取經，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只是那種生搬硬套，掛一漏萬的狼狽相，還是相當礙眼。

事實上，「校園驗毒」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反毒」不「反毒」這項偉大的目標，而是在於令人錯誤地以為，積極地配合和支持了「校園驗毒計劃」，我們就參與了一場偉大的「禁毒之戰」。像星期六在街上買了一支旗，就以為自己參與了一場全球的「滅貧之戰」，去商場購物儲夠積分換購了一個環保袋，就參與了「制止地球暖化之戰」一樣。問題不在於這些手段「治標不治本」，而是以虛幻的積極熱心，借代了人們直面荒誕現實的勇氣，和尋找問題根源的智慧。可是，正就是這種種荒誕的現實，令我們的青少年走向頹廢的窮途、走上濫藥和自暴自棄之路；也正是這些智慧的缺乏，令不少青少年眼中的成年人，包括老師、社工、政客、特首，通通都是一班只會空喊口號的偽君子！

「校園驗毒計劃」的關鍵詞只有兩個﹕一是「驗毒」、二是「校園」。

首先，「驗毒」是一套技術，一套權力操作。有什麼研究數據和知識基礎，證明了販毒、吸毒、濫藥和救治的整個複雜流程中，大規模的檢驗，是當前禁毒工作至關重要的部分，值得引入一種足以破壞現存社會關係的技術和權力操作？沒有的話，那豈不是盲幹？豈不是「反智」？

再者，為什麼「驗毒」要在「校園」推行，而不在其他地方，例如家庭或教堂？如果特區政府只是想為藥物工業的驗毒新發明，作一個免費甚或自行補貼的推銷員，推銷一套好像極速的「驗孕」測試工具的話，為什麼要向校園埋手，而不是直接由家庭開始，向家長推銷？

更有趣的是，在整套「禁毒之戰」的宣傳辭令當中，都充斥著「家庭價值」，「關愛下一代」的口號。可是，這套由「家庭價值」所支撐的新技術和新權力操作的方式，竟然不以家庭為服務對象。例如，以平價向家長推銷自購驗毒工具，自行為子女「驗毒」，就像各人自行「驗孕」一樣。難道建立「無毒校園」重要，但「無毒家庭」卻不重要，不更有效嗎？

唯一能夠解釋的是，學校才是公權力最能肆無忌憚地施行的地方。

君不見，我們中間有些學者，大力以法律的名義，亂借案例地談論「公共利益」重要還是「私隱」重要。彷彿一時之間，青年人濫藥的問題，突然由一種自毀自傷、自暴自棄的行為，轉眼之間變成一種「公害」、一種「公共安全」的威脅，甚至「人民公敵」一樣。

「公權力」施行的邏輯，更又令一些人大談「私隱」的限制，認為在「合理懷疑」的情況下，就可以強制「驗毒」。可是，這種討論正好忘記了去反思「學校」的本質是什麼，也忘記了要討論「公共領域」和「私密領域」的關係。

現代學校的有趣之處，正在於它既是一個公共領域，也是一個無時不以私密領域的運作邏輯和價值主導的地方。一方面，學校是一個公眾地方﹕公開招生、競爭分配學額，以財政或土地等實現公權力的支援。可是，學校畢竟不是海關、機場，或街道，要單靠警察、關員、獄卒等以「公權力」名義維護秩序。相反地，學校的運作，沒有一天不以一種疑似「家庭」的私密關係為名，聲稱學校是一個「大家庭」，以「關愛」、「寬容」、「誘導」、「激勵」、「同情」……等等，來建構學校裏面的人際關係、師生關係。

學校，就是這樣一個充滿矛盾的現代制度，理想主義地把「公共的邏輯」和「私密的邏輯」交融。但「學校」的理想建構，還是要使一所成功的學校，辦得更像一個「大家庭」，而不是一個海關或機場。

可是，「校園驗毒計劃」背後的社會學假設，是要每一個人都承認學校其實無異於海關、街道、或機場，裏面只有相互冷漠的陌生人，以每個「他人」為潛在敵人，互相防範、互相檢舉，最好由緝毒犬把守大門……也就是說，這個計劃讓我們每個人都逼得要承認，學校（作為一個理想）已經完全失敗！

「合理懷疑」一個帶菌者，可以作為強制體檢的理由，因為他潛在危害公共健康；「合理懷疑」一個學生藏毒、販毒，可以作為搜書包的理據，因為販毒本身違法，但「合理懷疑」一個人服用一些只是不利自己身體的藥物，又有什麼「公眾利益」的理由，讓「公權力」長驅直進，發現這個人身體的秘密？

事實上，能夠拯救一個人免於沉迷「毒海」只有一種方法，就是讓他感受得到健康、無毒、無藥的生活，還是充滿意義。可是這種「意義」卻日益稀缺。被偽善的政客、荒謬無道的公權力，和無情的資本邏輯所盡情侵佔的「大社會」和「公共世界」，「生活意義」差不多已成為笑柄。唯一能稍容「生活意義」別出苗頭的地方，只剩下朋友間的私人關係、家庭的溫暖和讓孩子還可以做夢的學校。原因是，這些領域還未完全變成「他人就是地獄」，以公權力駕馭和管制的領域。

以私密關係為本，以人倫關係為基礎的仁愛，關懷、體諒、互信，方才是制止毒禍蔓延的最堅固防線，箇中關鍵環節是家庭。可是，在種種對家庭不友善的政策和制度底下，「家庭價值」只變成政客的招徠術。一個以「家庭價值」為名的禁毒戰，卻竟然只要求「家長同意」，把關懷、體諒等人倫關係的「家長責任」、「倫理責任」，簽一個名就讓給「公權力」，把責任交給學校社工、警方和驗毒官員，這又是怎樣一種實際上默認了「家庭」和人倫關係已經崩潰淨盡的犬儒主義！

犬儒文化當道底下，口裏高舉家庭而骨子裏不信任家庭的例子比比皆是。就連以家庭價值為標榜的孔教學校，也有人為公權力入侵校園護航，說不要計較「私隱」。

在公權力肆虐底下，「隱」一己之「私」不重要嗎？孔子曾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孔子所說的，當然不是現代個人主義的「私隱」，而是扺抗國家公權力的那種親密、及肯分擔倫理責任的人倫關係。就像儒學專家杜維明所言，那種關係是建立一個以「信賴為本的社群」（fiduciary community）的基石。

筆者仍然相信，父母、朋友的人倫關愛，以信賴為本的社群，而不是容易被濫用，充滿「非意圖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的公權力，才是抗毒的最有力武器。請政府支持像我這些對倫理責任和抉擇還有信心者，告訴我那裏可以平價或免費取得為我的子女和朋友推介的驗毒工具。因為只有在人性而有倫理責任下運用的技術，才會服務於人。也因為，要有效打擊毒禍，首先要打擊的是對人性、倫理、家庭，親密關係失去了信任的犬儒主義！

懇請驗毒計劃退出校園，要驗毒，請由家庭開始！

<明報>16.8.09

8-8-2009 謬引《歷史》論中港台(II)

之前，我引述了澤爾西斯和戴瑪托拉斯的對話，來闡釋專制政治和公民政治之別。以下我將轉個話題，從澤爾西斯的父親大流士(Darius)時發生的故事，看看一個帝國統治它所征服的領土時所使用的其中一種體系。這種體系，對香港人而言，可能意外地並不陌生。

僭主的利益與眾不同

以下取材自《歷史》第四卷，133-142節

大流士率領軍隊，攻打北方的遊牧民族斯奇提亞人(Scythia)，為了擊潰斯奇提亞人，波斯大軍架橋渡過了伊斯特河(Ister)，留下了波斯人的附庸、小亞細亞的伊奧尼亞人(Ionian，希臘部族名稱，最大的城邦是雅典，在小亞細亞也有十二個城邦，但已全部降服於波斯人)守住橋樑，期限是六十天。

斯奇提亞人一面向北方逃跑，一面摧毀路上的水井和草場，而波斯人則在後面追趕著。同時，他們派出使者，遊說伊奧尼亞人在六十天後拆除橋樑，伊奧尼亞人的僭主們(Tyrant，古希臘人認為循不法途徑取得統治權的人就是僭主)答應了。

超過六十天後，波斯人快將兵疲食盡的時候，斯奇提亞人的主力來到與波斯人對陣，但是他們卻對追逐突然跑出的兔子有更大的興趣，使波斯人了解到，斯奇提亞人根本不把他們放在眼內。於是，他們用計欺騙斯奇提亞人，乘機逃跑了。斯奇提亞人得知波斯人逃跑了，就又到了伊奧尼亞人那裡，說：「伊奧尼亞人，規定的日期已經過去了，你們若還留在這裡就不對了。可是，在這以前是畏懼的心情使你們不敢離開這裡，現在盡快把橋毀掉，感謝諸神和斯奇提亞人，在自由與快樂之中回家去罷。至於那曾是你們的主人的那個人，我們是會叫他永遠不會再率領著他的軍隊進攻任何民族的。」

(以下為137節全文，正是這個故事的精要所在)
“於是伊奧尼亞人便舉行了一次會議。海列斯彭特的凱爾索涅索斯人的僭主兼指揮官、雅典人米爾提亞戴斯的意見是，他們聽從斯奇提亞人的勸告並使伊奧尼亞獲得自由。米利都人希司提埃伊歐斯則持著反對的意見。他認為他們今日之所以各自成為自己城邦的僭主，正是由於大流士的力量，如果大流士的權勢被推翻的話，他們便再也不能進行統治了，不拘是他在米利都還是他們的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會如此，因為那時所有城邦都會選擇民主政治，而不會選擇僭主政治了。當希司提埃伊歐斯發表這個意見的時候，他們全體立刻贊同了這個意見，儘管當初曾同意了米爾提亞戴斯的說法。”

結果，他們在斯奇提亞人面前拆掉部份橋樑，還扮作很感激斯奇提亞人提出這個好建議。但是，斯奇提亞人離開後，波斯人來到了，他們就火速修復了橋樑，讓大流士和他的軍隊的大部份平安逃脫。

以上那些伊奧尼亞僭主的行徑，讓你們聯想到甚麼？漢奸？的確如此，這些「伊奸」都是為了個人的權位，不惜出賣伊奧尼亞人的自由和自主，還有其他由此而來的利益。如果他們促使民主政治出現，或者不能阻止民主政治出現，他們的權位就完蛋了---不是被民眾趕下台，就是被不允許民主政治重現的波斯國王撤換。但是，這個體制的要點，同樣可以套用到香港的政治制度上。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不是由港人一人一票選出的，也不是由港人投票選出的代表所推舉出來的。他是由一個八百人的選委所選出的，這些選委則是在中共的操作下，經由少部份的香港人所選出的。所以，特首代表的是八百人選委的利益，而這八百人的背後卻是代表中共的利益。如果希羅多德、或者是公元前五世紀任何一個希臘人看到這樣「選」出來的特首，他毫無疑問也會認為他是一個僭主，因為他不是由公民選出，也不是世襲的君主，而是由一批帝國代言人所選出的，所以他不能代表城邦，只是帝國的走狗而已。

正因為特首是這樣「選」出來的僭主，他們一直拖延香港的普選進程、讓政策繼續偏幫有錢權貴---當中包括了八百人選委的主要組成部分---的行為，也就可以理解了。萬一有個特首真正想要推行民主，他就干犯了中共的利益---那有帝國統治者想要他的臣民有自決的能力，進而出現反抗帝國的威脅呢？萬一這個特首想要為權貴以外的人謀福利，他就損害了八百人選委的利益---搞福利要錢，錢只能從權貴的口袋來，何況愈趨平等的社會，會破壞權貴們現在高高在上的地位。這個特首干犯中央、或者權貴的利益，就會被趕下台，自己那份月薪四十萬港元、比美國總統還要高的高薪厚祿就沒有了，最後受損的就是自己的利益。所以，特首的利益，還有他屬下那些高官的利益，是建立在代表中共和八百人選委的利益之上，而不會是建立在代表其他香港人的利益之上的。

很多香港人高呼「曾蔭權不代表我」，對極！他們當中，有不少是覺得曾蔭權做得不好，應該要換一個更好的人來當特首。這也是對的，曾蔭權的確是連當合格僭主的能力都沒有。但是，他們未必明白的是，不管僭主是否有能，他都不會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是代表少數權貴、還有帝國統治者的利益，而他們的利益跟其他人的利益有不少極重要的衝突。關鍵還是政治制度，對大多數人有利的是一個真正民主、而不是帝國與權貴勾結的僭主制度。

以上就是香港民主派爭取普選的最重要理由。但是，他們不是古希臘式的公民，只是以前當殖民地的居民，現在當帝國屬土的草民，所以他們成功的希望殊小。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對暴力的極度畏懼，以致他們不敢採取有效的暴力爭取自主。這很大程度上跟殖民地的意識形態有關，下一部分將繼續引用《歷史》的片段來闡釋。

(待續)

6-8-2009 謬引《歷史》論中港台(I)

古希臘有兩本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就是希羅多德的《歷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西方普遍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比較科學化，而且更切合現實政治，甚至奉為政治學中國際關係現實政治學派的基礎。不過，我個人以為，《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還是有些局限性，就是它主要描述兩大勢均力敵的集團之間的對抗，而且那些主角們都是城邦，這些城邦或民主，或寡頭，或獨裁，但它們的規模都遠遠稱不上是多民族帝國。參考這些城邦的紛爭，去了解民族國家之間的磨擦，以至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都非常合適；但是，如果要了解多民族帝國或殖民帝國的管治模式，或者這些帝國的擴張行徑與及受影響的國家如何對抗，那大概《歷史》會比較有參考價值。《歷史》前半段的主題是波斯帝國的擴張，後半段的主題則是波希戰爭，作為世上其中一個最早期的多民族帝國，它的侵略、遇到的抵抗和叛亂，都足以成為後世了解中國、俄國等國家的參考。

因此，以下將舉一些《歷史》的片段，去比喻現時中港台的一些事情，包括專制和公民體制之別、帝國對被征服領土的支配體制的關係等。所採用版本為台灣商務印書館，OPEN系列2/1。


專制政治與公民政治之別

以下取材自《歷史》第七卷，101-104節（引號為原文，下同）

波斯帝國的國王澤爾西斯(Xerxes，商務本作克謝爾克謝斯)帶著無數的士兵入侵希臘，其聲勢之浩大，難以筆墨來形容。戰爭開始後不久，他召見了流亡到波斯的前任斯巴達國王戴瑪托拉斯(Demaratus)。澤爾西斯要求戴瑪托拉斯實話實說，向他講解希臘人到底有沒有力量抵抗他。

戴瑪托拉斯說：「…希臘人的國土一直是貧窮的，但是由於智慧和強力的法律，希臘人自己卻得到了勇氣；而希臘便利用了這個勇氣，驅除了貧困和暴政。…下面我…只談一談拉凱戴孟人(Lacedaemon，希臘部族名稱，代表城邦正是斯巴達)…首先，他們決不會接受你那些等於使希臘人變為奴隸的條件；其次，縱使在所有其餘的希臘人都站到你的這一面來的時候，他們也會對你進行抵抗的。至於他們的人數…一千人也好，比一千人多或是少也好，總之他們的軍隊是一定要對你作戰的。」

澤爾西斯嘲笑他說：「…一千人竟然敢和我的這樣大的一支軍隊作戰！…一千人、一萬人或甚至五萬人也好，如果他們都是同樣地自由而不是在一個人的統制下的時候，他們怎麼能夠抵抗我這樣大的一支軍隊呢？…倘若他們按照我們的習慣由一個人來統治的話，那他們就由於害怕這個人而會表現出超乎本性的勇敢，並且在鞭笞的威逼之下可以在戰場上以寡敵眾；可是當他們都被放任而得到自由的時候，這些事情他們便都作不到了。…」

戴瑪托拉斯回答說：「…拉凱戴孟人…雖然是自由的，但是他們並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自由的。他們受著法律的統治，他們對法律的畏懼甚於你的臣民對你的恐懼…凡是法律命令他們作的，他們就作，而法律的命令卻是永遠一樣的，那就是，不管當前有多麼多敵人，他們都絕對不能逃跑，而是要留在自己的隊伍裡，戰勝或是戰死。…」

澤爾西斯把戴瑪托拉斯的話當作笑談，把他送走了。後來的結果大家都清楚，澤爾西斯輸得一敗塗地。

以上的對話內容是否真確，尤其是否混有反波斯的宣傳，實在不是我所能判斷的，但是用於闡釋專制和公民體制的不同理念，卻是非常簡易明瞭。

專制政治的基本理念，就是認定人只有在高壓統治下，才能服從和變得有用。所以澤爾西斯就認定，士兵不可以放任自由，需要鞭笞才能在戰場上勇敢作戰。而且，專制政治還沒有法律高於一切的觀念，所以澤爾西斯控制手下軍隊的手段，是鞭笞，是懲罰，是使人害怕的恐怖權力，當中可能沒有任何法律支持，即令有，也僅僅是以處罰為威嚇，強逼人民服從這些法律。波斯帝國如是，20世紀的共產國家和法西斯國家如是，21世紀的中共也如是。它們滿口理想、仁義道德，但最終令人民不敢揭穿底牌的，不過是皮鞭、秘密和公開的警察、還有極為恐怖的監獄和集中營。

公民政治又如何呢？首先要澄清，斯巴達也算是公民政治，但是卻斷不能算是民主政治，反而很大程度上揉合了君主制和寡頭制。他們的制度下，有兩個實權不大的國王，但實際主導國政的卻是每年重選的五長官和由三十名終身制議員組成的元老院，並由傀儡式國民會議通過法例，這當然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更別提所謂公民階級，只佔整個斯巴達人口的一小部分（不過，這點在其他希臘城邦中也是一樣的），還有著名的斯巴達式軍事訓練和40年兵役。但無論如何，斯巴達仍為由公民主導的城邦，因為元老院除了兩個國王為當然議員外，其餘均由已退役的公民組成（但大都為皇家成員），五長官也是由公民選出。除此之外，所有公民、甚至國王，也是在公共食堂用膳，並吃同樣的粗茶淡飯，而用膳時也會談論國事，變成公民雖不議政，但仍可得知國事。所以雖然斯巴達政制混合了君主制和寡頭制，但其他一般的公民仍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這些公民究竟是如何做到不管人數多少，都會跟侵略者的大軍戰鬥呢？原來他們是靠法律的命令所約束的。法律規定，戰爭中他們不論勝負，都只能留在隊伍裡，不可逃亡。法律固然伴隨懲罰，但公民們守法的真正原因不是害怕懲罰，而是因為他們是自由的，有公民的榮耀---他們不是奴隸，所以「決不會接受你那些等於使希臘人變為奴隸的條件」，而這點正好與那些被征服的、卑賤的奴隸不同。

把兩套理念比較一下，就發現兩者根本沒有溝通的餘地。專制政治認為自由的人不能為統治者所用，所以用懲罰來操縱人民；公民政治認為自由的公民能守法，所以能貢獻國家，不是被征服的、因不能反抗才勉強服從的奴隸可比。所以希臘人才群起迎擊波斯帝國，台灣人也斷不會接受大陸所希望的統一，因為兩種政治的理念從根本上就不能相容，正如公民不會輕易屈從奴隸主的奴役一樣。至於香港，它由此至終都是殖民地，所以絕不應以公民政治的標準，去苛求任何政治上的變革。以下兩部分，就是講述帝國對被征服、被殖民地區所施加的體制和意識形態要點，這就跟香港比較有密切的關係。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