喺小弟同朋友一齊搞嘅"無聊聊聊"論壇仔入面,有網友(姑且稱爲網友D)提到,中國國勢強盛,反共只會令外國勢力入侵,而且中共倒臺中國就會出現權力真空,分裂割據咁話。於是我就諗,究竟乜嘢情況下,中共會打仗?中共嘅權力基礎係咪咁穩固?然後,就聯想起吳起呢位戰國兵家。
我最近鍾意睇陳雲老師嘅書同文章,佢經常強調自己係儒門正宗,又話要用現實政治(real politik)去令香港得以城邦自治。咁啱我對先秦兵法同西方戰略思想有些少認識,於是就諗,其實兵法又可唔可以同樣令我哋對現實政治同行動方面,有更好嘅認識呢?在我嚟睇,吳起嘅生平同著作《吳子》應該多多少少幫到手。
以下不妨由網友D嘅意見入手,睇下吳子會點講。
所謂外國勢力入侵,現代已經有好多種形式,由直接出兵攻打,到間諜戰、網絡戰,到經濟侵略同所謂文化侵略都有。不過,由網友D嘅意思嚟睇,佢顯然係指最古老、最明顯嘅入侵方式---打仗。打仗就係古人所講嘅用兵,以下睇睇吳起係點分析: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吳子》圖國第一)
簡單嚟講,吳起認爲,之所以會有戰爭,係有五個原因,同時有五種相應嘅平息方法(服):
爭名-禁暴救亂-義兵-以禮服
爭利-恃眾以伐-強兵-以謙服
積惡-因怒興師-剛兵-以辭服
內亂-棄禮貪利-暴兵-以詐服
因饑-國亂人疲舉事動眾-逆兵-以權服
呢個小弟姑且稱之爲"五兵論"嘅戰爭起因及平息方法配對,言簡意駭,相信大家就咁睇都會明白。"五兵論"同中共有乜關係?好簡單,只要中共變得強大或者衰弱,就會有機會出現呢幾種戰爭:
爭名:以中共邊界之廣大,同其他國家領土爭議之多,加上中共當政非以仁義、人道治國,只要中共變得強大,冇其他國家可以制衡,中共自然就會出手解決領土爭端、或者以武力"統一"台灣;或者中共變得衰弱,無力阻止入侵,咁各國就會以禁暴救亂嘅名義出兵攻打。
爭利:領土爭端除咗所謂"神聖不可侵犯",好多時更有利益關係,例如釣魚臺就有東海油氣田開發嘅考慮。爲此美日磨刀霍霍,自然不過。
積惡:中共對鄰國嘅外交政策,頗有以鄰爲壑嘅意味,例如開發湄公河上遊水力發電,就會令下遊緬甸、越南等國生態受損,更唔需要提雙非嬰對香港及北美地區孕婦利益嘅損害;對國內少數民族嘅政策,好多時相當霸道,大家都明白西藏同新疆喺中共治下,實行漢化政策對藏民及維吾爾人係幾殘暴。咁嘅情況下,只要中共有明顯崩潰嘅跡象,鄰國會因積怨興兵,機會頗高。
内亂:呢點可以稍加解釋。吳起認爲内亂即係"棄禮貪利",當中"禮"嘅意思相當空泛,但大致嚟講,係講國内與國際間嘅秩序同規矩。所以佢嘅意思,用現代語言講,即係當國內外嘅秩序同權力均衡崩潰,當政者就會爲舒緩國內壓力而出兵,順便混水摸魚拎着數,近代史上拿破侖同希特拉就係呢類乘勢而起嘅獨裁者。既然我都講到拿破侖同希特拉,咁將來中共現有秩序崩潰,出現陳雲老師所講"中國急促民主之後,很有可能滑入法西斯軍國主義,由「中共法西斯」變成「中國法西斯」"(香港城邦論P.052),大家就明白點解會打大仗喇。
因饑:當中共治下秩序全面瓦解,去到連基本糧食、自然資源都冇辧法滿足大陸人需要,就會出現而家非洲多個國家瓦解之後嘅連年内戰同對外劫掠。
既然以吳起嘅理論同中共嘅業績嚟睇,將來中共不論繼續崛起直至變成霸權,抑或由盛轉衰,都好大機會出現戰爭,咁跟住落嚟,就要睇下中共會係好似網友D咁講"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國勢未有今日之強盛者",還是只係沙上嘅樓閣,權力基礎不穩呢?
吳起認爲,國家要強盛,要戰勝攻取,最重要係君民和,親賢能遠不肖等。以佢自己嘅説話講,就係以下兩段,皆出自《吳子》圖國第一:
"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必先和而造大事。...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當今之勢,中共正正就係倒行逆施,同吳起呢兩段教訓背道而馳。中共對人民生計、人權嘅關注不周,甚至幹部殘民自肥亦不嚴加懲處(不爲?不能?),自然變成"不和於國"。所謂和諧,點會係靠把口或者靠網絡長城咁簡單?以中共而家嘅治國之道,點可能做到"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
中共縱容地方幹部殘民,地任圈樓任拆,而且升遷惟GDP是尚,點可以做到"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人民又點會真心"是吾君而非鄰國"呢?
因此,如果吳起今日復活,親眼目睹中共嘅弊政,睇怕只會用"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吳子》圖國第一)嚟形容將來會大舉進攻中共嘅國家,而中共呢,自然會好似夏桀同商紂一樣敗亡,過程幾近兵不血刃。
最後,引用吳起對魏武侯嘅勸戒,結束本文。(見《史記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
如果中共由中央至地方所有幹部都明白"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嘅道理,則事或尚有可爲;否則,恐怕終不免三苗、夏桀、殷紂嘅命運。
2012年3月26日 星期一
狼英與哈德良之別
今日有個0靚仔見到狼英,就想過去影相定唔知做乜,結果當然係唔得啦。然後佢話,狼英一當選就唔親民咁話喎。
我同阿媽一樣,都覺得佢好戇居,但同時我會記得呢個古仔:(見《羅馬人的故事IX-賢君的世紀》,P.297)
哈德良爲了舉行祭禮,在前往神殿途中被一位女子叫住。這位女子爲了向皇帝陳情,一直在路邊守候皇帝到來。不過,哈德良卻對她説『我現在沒空』,便將她拋在身後準備離去。結果這位女子在他背後大叫,『你沒有權利做我們的統治者』。
結果哈德良皇帝只好回過身來聆聽這名女子的陳情。
類似嘅情景,唔同嘅結局,究竟點解會咁?
1. 當然有人格上嘅考慮。哈德良係責任感極強、成大業前願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咁勤奮,甚至有完美主義嘅傾向,所以如果呢件事傳出去,哪怕會稍爲影響自己嘅治國權威,令自己冇辦法完成重整羅馬帝國嘅大業,都唔希望出現,結果唯有聽呢位女性嘅陳情。(不過,大業成咗之後就另一回事,所以到晚年佢做晒所有想做嘅功業,就性情大變,唔再理他人嘅諗法,爲所欲爲)
相反,狼英可能都有“大業(孽?)”想完成,但係佢並非着重光明正大、重視弱者意見嘅人,反而喜歡陰謀詭計。所以佢當嗰個0靚仔冇到,其實好正常。
2. 亦有制度上嘅考慮。哈德良做皇帝嘅年代,並唔係好似中國皇帝咁容易爲所欲爲,冇公民大會嘅鼓掌支持,就登唔到基;所立法案唔經元老院通過,就冇辦法成爲法律。因此,佢嘅皇位,佢嘅施政,其實必須得到公民及元老院嘅授權,而被質疑『你沒有權利做我們的統治者』,的確有機會影響佢嘅權力基礎。
相反,狼英嘅任命權在中央,而且由小圈子選出,因此佢嘅權力基礎同香港人冇關係。所以佢根本就唔需要理會香港人嘅陳情甚至擁戴。
3. 有一個更重要但更陰暗嘅理由,可以解釋兩個人遇到類似情景時,點解會有咁嘅分別:2世紀嘅羅馬人同20世紀香港人,對何謂領袖嘅諗法相差好遠。
2世紀嘅羅馬人,依舊認爲領袖有才能之餘,唔應該離開民衆,因爲領袖之所以係領袖,全靠公民嘅擁戴同支持。所以公元前一世紀,凱撒可以以民黨領袖嘅身份成功奪權,並立出身不高嘅屋大維做養子,奠定羅馬帝國嘅基礎;公元一世紀,羅馬陷入内戰,結果可以由平民出身嘅維斯帕先做皇帝,重新統一帝國;就算係哈德良嘅養父圖拉真,佢嘅父親亦只係軍團長,帝國入面每年都有廿幾三十個,單就出身根本講唔上有任何特殊之處。正因如此,不但羅馬公民要求領袖貼近民衆,就連唔少皇帝都唔認爲自己比群眾有高高在上之處,只要有時間都會去公眾浴堂沖涼,同民衆面對面交流,哈德良亦係其中之一。
相反,香港人並唔係想像中咁喜愛民主。佢哋當中,有好多人先天上就認爲,領袖本來就唔應該理會啲草民,同草民保持距離係必須嘅,所以我阿媽、仲有好多其它香港人,都認爲狼英唔理個0靚仔非常合理,因爲“貴人事忙”,順便將個0靚仔打成“飽食終日,游手好閒”嘅廢人行列;狼英耍太極耍到冇人知佢講乜,佢哋就認爲咁樣係高深莫測,有領袖風範;至於普選,當然係唔緊要,學特首同啲官員話齋,要等適當時候,聽候政府安排,而當政府同中共全無誠意推動民主進程、走數走到冇朋友、次次政改方案都死攬小圈子同功能組別等嘅現象冇到。政治?唔係淨係啲大人物玩架咩?所以大部分香港人,對爭取民主不但興趣全無,對政治更加畏如蛇蠍,如此,點可能唔支持強人鐵腕治港?
所以,我真心覺得,呢個見到狼英就當係偶像,結果大失所望嘅0靚仔,真係傻得交關。狼英之前扮親民,完全係因爲覺得脅民意,有機會逼到唐狗嘅宮,而家選到,就緊係唔駛理民意,而且愈唔理,愈可以得到大部分市民嘅擁護。咁都唔明,唔係傻仔又係乜嘢?
(但話時話,其實我都唔係好知單所謂新聞係咪好似我講嘅情形,歡迎大家指正)
我同阿媽一樣,都覺得佢好戇居,但同時我會記得呢個古仔:(見《羅馬人的故事IX-賢君的世紀》,P.297)
哈德良爲了舉行祭禮,在前往神殿途中被一位女子叫住。這位女子爲了向皇帝陳情,一直在路邊守候皇帝到來。不過,哈德良卻對她説『我現在沒空』,便將她拋在身後準備離去。結果這位女子在他背後大叫,『你沒有權利做我們的統治者』。
結果哈德良皇帝只好回過身來聆聽這名女子的陳情。
類似嘅情景,唔同嘅結局,究竟點解會咁?
1. 當然有人格上嘅考慮。哈德良係責任感極強、成大業前願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咁勤奮,甚至有完美主義嘅傾向,所以如果呢件事傳出去,哪怕會稍爲影響自己嘅治國權威,令自己冇辦法完成重整羅馬帝國嘅大業,都唔希望出現,結果唯有聽呢位女性嘅陳情。(不過,大業成咗之後就另一回事,所以到晚年佢做晒所有想做嘅功業,就性情大變,唔再理他人嘅諗法,爲所欲爲)
相反,狼英可能都有“大業(孽?)”想完成,但係佢並非着重光明正大、重視弱者意見嘅人,反而喜歡陰謀詭計。所以佢當嗰個0靚仔冇到,其實好正常。
2. 亦有制度上嘅考慮。哈德良做皇帝嘅年代,並唔係好似中國皇帝咁容易爲所欲爲,冇公民大會嘅鼓掌支持,就登唔到基;所立法案唔經元老院通過,就冇辦法成爲法律。因此,佢嘅皇位,佢嘅施政,其實必須得到公民及元老院嘅授權,而被質疑『你沒有權利做我們的統治者』,的確有機會影響佢嘅權力基礎。
相反,狼英嘅任命權在中央,而且由小圈子選出,因此佢嘅權力基礎同香港人冇關係。所以佢根本就唔需要理會香港人嘅陳情甚至擁戴。
3. 有一個更重要但更陰暗嘅理由,可以解釋兩個人遇到類似情景時,點解會有咁嘅分別:2世紀嘅羅馬人同20世紀香港人,對何謂領袖嘅諗法相差好遠。
2世紀嘅羅馬人,依舊認爲領袖有才能之餘,唔應該離開民衆,因爲領袖之所以係領袖,全靠公民嘅擁戴同支持。所以公元前一世紀,凱撒可以以民黨領袖嘅身份成功奪權,並立出身不高嘅屋大維做養子,奠定羅馬帝國嘅基礎;公元一世紀,羅馬陷入内戰,結果可以由平民出身嘅維斯帕先做皇帝,重新統一帝國;就算係哈德良嘅養父圖拉真,佢嘅父親亦只係軍團長,帝國入面每年都有廿幾三十個,單就出身根本講唔上有任何特殊之處。正因如此,不但羅馬公民要求領袖貼近民衆,就連唔少皇帝都唔認爲自己比群眾有高高在上之處,只要有時間都會去公眾浴堂沖涼,同民衆面對面交流,哈德良亦係其中之一。
相反,香港人並唔係想像中咁喜愛民主。佢哋當中,有好多人先天上就認爲,領袖本來就唔應該理會啲草民,同草民保持距離係必須嘅,所以我阿媽、仲有好多其它香港人,都認爲狼英唔理個0靚仔非常合理,因爲“貴人事忙”,順便將個0靚仔打成“飽食終日,游手好閒”嘅廢人行列;狼英耍太極耍到冇人知佢講乜,佢哋就認爲咁樣係高深莫測,有領袖風範;至於普選,當然係唔緊要,學特首同啲官員話齋,要等適當時候,聽候政府安排,而當政府同中共全無誠意推動民主進程、走數走到冇朋友、次次政改方案都死攬小圈子同功能組別等嘅現象冇到。政治?唔係淨係啲大人物玩架咩?所以大部分香港人,對爭取民主不但興趣全無,對政治更加畏如蛇蠍,如此,點可能唔支持強人鐵腕治港?
所以,我真心覺得,呢個見到狼英就當係偶像,結果大失所望嘅0靚仔,真係傻得交關。狼英之前扮親民,完全係因爲覺得脅民意,有機會逼到唐狗嘅宮,而家選到,就緊係唔駛理民意,而且愈唔理,愈可以得到大部分市民嘅擁護。咁都唔明,唔係傻仔又係乜嘢?
(但話時話,其實我都唔係好知單所謂新聞係咪好似我講嘅情形,歡迎大家指正)
2011年11月11日 星期五
[轉自網友墨色]The Prince-王 子 論
以下是轉自本人有份管理的論壇-無聊聊聊的一篇留言。
這串留言是為了討論民主制度的優劣,當中這篇留言非常優秀,特別收錄並廣傳。
在此感謝墨色兄的賜教及批准轉載。
http://www.moliuforum.net/discuz/redirect.php?goto=findpost&ptid=1669&pid=43746&fromuid=3
兩日來, 精英方沒有新的論點. 我之前對精英方的反駁, 又沒得到精英方的反反駁. 可以暫時設想, 精英方之前的論點倒下了.
我一直也只是反駁精英方的論點, 即否定精英專制有保護民眾的功能. 現在是時候到我推出我的論點, 為甚麼民主制度有保護民眾的功能. 這就是, 墨色的:
The Prince
王 子 論
墨色的王子論, 是由王子的病, 公主的病說起的.
話說某家的子女有王子病, 公主病, 就周圍問怎樣對策. 有人答: 「王子病公主病的子女素質不好, 無判斷力, 反智, 短視, 輸打贏要, 不負責任. 所以, 對策是由父母負責子女的日常生活及長遠前途.」
這樣答, 真不止倒果為因, 簡直是用火治燒傷, 用乾冰液態氮治涷瘡了. 由父母負責子女的日常生活及長遠前途, 正是王子病公主病的成因, 導致無判斷力, 反智, 短視, 輸打贏要, 不負責任. 怎會用來對付王子病公主病呢?
對付王子病公主病, 建立子女素質, 就要除掉成因. 不再由父母負責他們的日常生活及長遠前途, 他們自己要負責. 決定權要交給他們; 他們的決定, 有甚麼後果, 付出甚麼, 或者賺取甚麼, 也由他們承受. 要自己決定, 才會鍛煉思想; 要自己承受, 才會鍛煉意志和眼光. 最有效保護子女方法, 就是子女全權全責保護自己.
所以, 輪到有人問, 怎樣保護民眾, 怎樣應對民眾可能反智, 短視... 我的答案是: 民主, 權在民, 責在民, 才會鍛煉他們思想意志眼光, 民眾全權全責保護自己才是最有效.
我不會說, 民眾不會自討苦吃. 不, 我堅信正反雙方跟本無人要求不犯錯, 「完美」(何其空洞)之類的方法. 我們辯的是, 如何提高保護民眾的機會, 效率, 希望等等. 我說的是, 誰最有興趣/利益(who are the most interested in)去保護我和學習保護我呢? 我自己. 誰最有興趣/利益去保護民眾和學習保護民眾呢? 民眾自己. 而民主就為我自己, 為民眾提供學習, 實踐的途徑. 既有興趣/利益又有途徑, 機會才最大. 民眾在民主之下, 有時會作出愚昧損己的選擇, 這裏沒有人否認, 但亦沒有人理會: 我理會的, 是民主有最大的修正能力.
關於民主犯錯, 相信反民主論點最津津樂道的例子是德國希魔. 希魔是民選的, 起初還未算全權, 後來獲全權也是民意授權的, 全程毫不含糊. 反民主論點以為, 如此民主和精英專制就扯平了. 反民主論點的盲點是, 浩劫之後, 德國民眾的修正, 足見民主遠勝精英專制.
希魔是民選的, 後來獲全權也是民意授權的, 所以德國平民從沒只罵希魔, 甚至也不是只罵納粹黨. 自己有份投票, 自己就有份錯, 自己也要被罵, 要補償, 要修正. 戰後德國, 最是熱衷於道歉, 賠償, 和平, 經濟建設. 這不是政客偽善, 這是德國民意. 自己作的孽, 自己最傾力修正, 所以民主有最大的修正能力.
相比精英專制的毫無修正能力, 或曰驚人的重蹈覆轍能力, 可以看我們中國幾千年的精英專制, 周而復始地傷害民眾(何云保護哉). 出了嬴政, 我們就罵嬴政. 出了楊廣, 我們就罵楊廣. 我們沒份做他們做的決定, 連選他們也沒份, 我們當然可以在吃了苦後, 還邊吃花生邊罵, 好像隔空罵完就會好似的. 所以楊廣以後還可以有李隆基, 李隆基以後還可以有朱溫, 朱溫以後還可以有朱元璋, 朱元璋以後還可以有朱由儉, 朱由儉以後還可以有葉赫那拉杏貞, 葉赫那拉杏貞以後還可以有毛澤東, 毛澤東以後還可以有鄧李楊集團... 我們自己也逐漸患了王子病公主病, 輸打贏要地說還好有李世民, 有愛新覺羅玄燁(趙匡胤, 趙匡義都好像不錯), 短視地以為鄧李楊之後就會修正了, 天真地以為民主只是邊吃花生邊用選票趕人落台的逞一時之快...
才不呢. 民選政客落選, 瓣數仍多著呢, 可以重操故業(多數是商人, 律師, 教授), 可以做顧問, 可以退休遊埠. 趕政客落台只是小小懲罰, 一點也不快意. 但政策失誤, 正是當初自己選錯政綱, 自己選錯執行人, 最大的懲罰也是自己承受, 例如經濟政策失誤, 自己失業可不像政客那樣多出路, 收拾殘局也是由自己想清楚選哪個新政綱, 哪些新執行人. 不, 選人落台絕對不快, 因為實情是要另選人上台, 思慮如何解困. 這是十分切身, 嚴肅, 沉重, 須當爭論得面紅耳熱的事.
民眾扛起民主的擔子, 終於變得高素質了. 王子和公主扛起獨立的擔子, 終於變得生性懂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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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日來, 精英方沒有新的論點. 我之前對精英方的反駁, 又沒得到精英方的反反駁. 可以暫時設想, 精英方之前的論點倒下了.
我一直也只是反駁精英方的論點, 即否定精英專制有保護民眾的功能. 現在是時候到我推出我的論點, 為甚麼民主制度有保護民眾的功能. 這就是, 墨色的:
The Prince
王 子 論
墨色的王子論, 是由王子的病, 公主的病說起的.
話說某家的子女有王子病, 公主病, 就周圍問怎樣對策. 有人答: 「王子病公主病的子女素質不好, 無判斷力, 反智, 短視, 輸打贏要, 不負責任. 所以, 對策是由父母負責子女的日常生活及長遠前途.」
這樣答, 真不止倒果為因, 簡直是用火治燒傷, 用乾冰液態氮治涷瘡了. 由父母負責子女的日常生活及長遠前途, 正是王子病公主病的成因, 導致無判斷力, 反智, 短視, 輸打贏要, 不負責任. 怎會用來對付王子病公主病呢?
對付王子病公主病, 建立子女素質, 就要除掉成因. 不再由父母負責他們的日常生活及長遠前途, 他們自己要負責. 決定權要交給他們; 他們的決定, 有甚麼後果, 付出甚麼, 或者賺取甚麼, 也由他們承受. 要自己決定, 才會鍛煉思想; 要自己承受, 才會鍛煉意志和眼光. 最有效保護子女方法, 就是子女全權全責保護自己.
所以, 輪到有人問, 怎樣保護民眾, 怎樣應對民眾可能反智, 短視... 我的答案是: 民主, 權在民, 責在民, 才會鍛煉他們思想意志眼光, 民眾全權全責保護自己才是最有效.
我不會說, 民眾不會自討苦吃. 不, 我堅信正反雙方跟本無人要求不犯錯, 「完美」(何其空洞)之類的方法. 我們辯的是, 如何提高保護民眾的機會, 效率, 希望等等. 我說的是, 誰最有興趣/利益(who are the most interested in)去保護我和學習保護我呢? 我自己. 誰最有興趣/利益去保護民眾和學習保護民眾呢? 民眾自己. 而民主就為我自己, 為民眾提供學習, 實踐的途徑. 既有興趣/利益又有途徑, 機會才最大. 民眾在民主之下, 有時會作出愚昧損己的選擇, 這裏沒有人否認, 但亦沒有人理會: 我理會的, 是民主有最大的修正能力.
關於民主犯錯, 相信反民主論點最津津樂道的例子是德國希魔. 希魔是民選的, 起初還未算全權, 後來獲全權也是民意授權的, 全程毫不含糊. 反民主論點以為, 如此民主和精英專制就扯平了. 反民主論點的盲點是, 浩劫之後, 德國民眾的修正, 足見民主遠勝精英專制.
希魔是民選的, 後來獲全權也是民意授權的, 所以德國平民從沒只罵希魔, 甚至也不是只罵納粹黨. 自己有份投票, 自己就有份錯, 自己也要被罵, 要補償, 要修正. 戰後德國, 最是熱衷於道歉, 賠償, 和平, 經濟建設. 這不是政客偽善, 這是德國民意. 自己作的孽, 自己最傾力修正, 所以民主有最大的修正能力.
相比精英專制的毫無修正能力, 或曰驚人的重蹈覆轍能力, 可以看我們中國幾千年的精英專制, 周而復始地傷害民眾(何云保護哉). 出了嬴政, 我們就罵嬴政. 出了楊廣, 我們就罵楊廣. 我們沒份做他們做的決定, 連選他們也沒份, 我們當然可以在吃了苦後, 還邊吃花生邊罵, 好像隔空罵完就會好似的. 所以楊廣以後還可以有李隆基, 李隆基以後還可以有朱溫, 朱溫以後還可以有朱元璋, 朱元璋以後還可以有朱由儉, 朱由儉以後還可以有葉赫那拉杏貞, 葉赫那拉杏貞以後還可以有毛澤東, 毛澤東以後還可以有鄧李楊集團... 我們自己也逐漸患了王子病公主病, 輸打贏要地說還好有李世民, 有愛新覺羅玄燁(趙匡胤, 趙匡義都好像不錯), 短視地以為鄧李楊之後就會修正了, 天真地以為民主只是邊吃花生邊用選票趕人落台的逞一時之快...
才不呢. 民選政客落選, 瓣數仍多著呢, 可以重操故業(多數是商人, 律師, 教授), 可以做顧問, 可以退休遊埠. 趕政客落台只是小小懲罰, 一點也不快意. 但政策失誤, 正是當初自己選錯政綱, 自己選錯執行人, 最大的懲罰也是自己承受, 例如經濟政策失誤, 自己失業可不像政客那樣多出路, 收拾殘局也是由自己想清楚選哪個新政綱, 哪些新執行人. 不, 選人落台絕對不快, 因為實情是要另選人上台, 思慮如何解困. 這是十分切身, 嚴肅, 沉重, 須當爭論得面紅耳熱的事.
民眾扛起民主的擔子, 終於變得高素質了. 王子和公主扛起獨立的擔子, 終於變得生性懂事了.
2009年11月1日 星期日
31-10-2009 歷史教科書問題有感
我在網上版的亞洲週刊中,看到了這樣的文章,因此有感而發。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2212883682/44ae1.cfm
文中一方面引用史丹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割裂的記憶」研究計畫,表現出中、日、韓、台四地歷史教科書、尤其二戰部分的異同,另一方面表達對不久將來,四地將互相審視、驗證歷史的願景。在此固然希望真有此機會,但是從現實的角度出發,此願景在可見將來似不太有實現之可能,尤其教科書更不可能拋棄「以我為主」的受害人思想。為什麼?
首先要明白一點,教科書並不是為真相服務,而是為教育服務,而教育本來就不是「要學生了解甚麼是真實」,而是「讓學生變成施教者理想中的人」。所以,教科書本來就不一定要講述真相;只要它能向學生灌輸某種版本的知識,達到施教者的目的即可。
那施教者理想中的人是甚麼?就個別而言,人人不同,但是就所有施教者的上司---政府而言,卻是大致可測,就是要讓學生變成能為國服務的人。既然為國服務,那學生最好跟各國政權的目標和喜好完全配合,實在自然不過。所以該文章中亦提及過中共跟台灣教科書跟隨政權演變所作出的變革。此即為四地教科書不能拋棄「以我為主」的受害人思想的關鍵---在四地政府之上,並無一個具約束力的機構,可以令他們不致在自己的教科書裡自說自話。所以,那些負責教育的官員、還有必須與那些官員合作才能出版教科書的機構,大都為政權背書,而不是為各國的共同利益背書。
當然,我不是說各國政府都很樂意捏造事實。在風氣相當開放、資訊也比較流通的廿一世紀,無中生有又不被揭穿是很不容易的。此外,那些負責指導教科書製作的人也很容易利用既成的事實,達到理想的效果。
接下來的問題,我能想到的有兩個:
1. 為甚麼東亞四地政府都樂於擔當受害人的角色,而且對他國的苦難輕輕帶過?
2. 這個是該文章中也提及的問題:為甚麼法德可以合編教科書,東亞四地不可以?
關於第一個問題,答案很簡單:各政權都希望利用人民的同情心。人有惻隱之心,會自然對受害人有憐惜的感情。所以各政權為了讓學生對國家由憐生愛,大都強調國家在戰爭中慘遭外國勢力毒手,人民被殺者數以萬計,等等。這種由憐生愛的愛國教育大概是最有效的,所以中台韓的教科書都是以此手法處理二戰相關的題材。要是把其他國家的慘狀也加進去,豈不是分散了學生的注意力,甚至令學生覺得「自己的國家也不是太慘,不需要太同情」,所以失去了愛國的一大理由?
日本的情況有點特別,市場佔有率最高的高中教科書中,對日本在二戰的行動採用較平鋪直敘、不帶感情的處理,並基本上承認日軍暴行。那實在是因為日本的右翼自民黨政權再希望扭曲事實,也不敢視日本憲法第二章第九條如無物:
「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這一條憲法是在美國的監督下,加入日本的新憲法之中;後半段是修改了,前半段卻仍然保留。自民黨不敢公然挑戰憲法第九條,更不可能挑戰美國,所以教科書大抵不能為所欲為,不可能美化日本的侵略行為---那是嚴重違反日本憲法的和平主義精神。不過,這不代表自民黨政權沒有對日本人的近現代歷史觀做手腳,它們不改教科書,但控制了由文部省所組織的「入學中心考試」的考卷,當中近代史所佔比重相當低,足以鼓勵高中教師放棄教授近代史---與香港考評局把中國歷史高考試卷設計成不答近代史題目也可,導致中史教師絕少教鴉片戰爭以後的歷史,有異曲同工之妙。
至於第二個問題,我對德法的教育制度了解程度不深,遠不及自己親身經歷的東亞式教育制度,所以難有正確的見解。但我能想得到的可能性,包括在戰後佔領德國其間,盟軍執行非納粹化,令德國人了解到自己支持納粹,成為戰爭罪行的幫兇;加上歐洲一體化進程穩健,德法兩國作為歐盟核心成員,摒棄舊嫌、和睦友好顯然更加有利,強調自己的受害人角色顯然並不能得到對方諒解。因此,德法能合編教科書,有其本身的歷史條件,東亞地區卻缺乏上述的條件:首先美國對日本軍國體制的清算不及對納粹黨的清算那樣徹底,其次戰後東亞各國並未實行過有意義的一體化進程。在這種背景下,要求東亞各國效法德法兩國合編歷史教科書,並不切實際。
在結尾,希望各讀者也能參閱以下的文章和資料,了解更多有關各國歷史教科書的內容和背景。
中國歷史教科書破馬列框架 .喬志健、張潔平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2212883682/44ae3a.cfm
韓國重視民族自豪感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2212883682/44ae2b.cfm
日本高中近代史冷淡症 .喬志健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2212883682/44ae2a.cfm
專訪:史丹福亞太研究中心副主任、「割裂的記憶」項目負責人施耐德
歷史教科書的羅生門 .喬志健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2212883682/44ae4.cfm
日本憲法第九條
http://zh.wikipedia.org/zh-hk/%E6%97%A5%E6%9C%AC%E6%86%B2%E6%B3%95%E7%AC%AC%E4%B9%9D%E6%A2%9D
非納粹化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8E%BB%E7%BA%B3%E7%B2%B9%E5%8C%96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2212883682/44ae1.cfm
文中一方面引用史丹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割裂的記憶」研究計畫,表現出中、日、韓、台四地歷史教科書、尤其二戰部分的異同,另一方面表達對不久將來,四地將互相審視、驗證歷史的願景。在此固然希望真有此機會,但是從現實的角度出發,此願景在可見將來似不太有實現之可能,尤其教科書更不可能拋棄「以我為主」的受害人思想。為什麼?
首先要明白一點,教科書並不是為真相服務,而是為教育服務,而教育本來就不是「要學生了解甚麼是真實」,而是「讓學生變成施教者理想中的人」。所以,教科書本來就不一定要講述真相;只要它能向學生灌輸某種版本的知識,達到施教者的目的即可。
那施教者理想中的人是甚麼?就個別而言,人人不同,但是就所有施教者的上司---政府而言,卻是大致可測,就是要讓學生變成能為國服務的人。既然為國服務,那學生最好跟各國政權的目標和喜好完全配合,實在自然不過。所以該文章中亦提及過中共跟台灣教科書跟隨政權演變所作出的變革。此即為四地教科書不能拋棄「以我為主」的受害人思想的關鍵---在四地政府之上,並無一個具約束力的機構,可以令他們不致在自己的教科書裡自說自話。所以,那些負責教育的官員、還有必須與那些官員合作才能出版教科書的機構,大都為政權背書,而不是為各國的共同利益背書。
當然,我不是說各國政府都很樂意捏造事實。在風氣相當開放、資訊也比較流通的廿一世紀,無中生有又不被揭穿是很不容易的。此外,那些負責指導教科書製作的人也很容易利用既成的事實,達到理想的效果。
接下來的問題,我能想到的有兩個:
1. 為甚麼東亞四地政府都樂於擔當受害人的角色,而且對他國的苦難輕輕帶過?
2. 這個是該文章中也提及的問題:為甚麼法德可以合編教科書,東亞四地不可以?
關於第一個問題,答案很簡單:各政權都希望利用人民的同情心。人有惻隱之心,會自然對受害人有憐惜的感情。所以各政權為了讓學生對國家由憐生愛,大都強調國家在戰爭中慘遭外國勢力毒手,人民被殺者數以萬計,等等。這種由憐生愛的愛國教育大概是最有效的,所以中台韓的教科書都是以此手法處理二戰相關的題材。要是把其他國家的慘狀也加進去,豈不是分散了學生的注意力,甚至令學生覺得「自己的國家也不是太慘,不需要太同情」,所以失去了愛國的一大理由?
日本的情況有點特別,市場佔有率最高的高中教科書中,對日本在二戰的行動採用較平鋪直敘、不帶感情的處理,並基本上承認日軍暴行。那實在是因為日本的右翼自民黨政權再希望扭曲事實,也不敢視日本憲法第二章第九條如無物:
「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這一條憲法是在美國的監督下,加入日本的新憲法之中;後半段是修改了,前半段卻仍然保留。自民黨不敢公然挑戰憲法第九條,更不可能挑戰美國,所以教科書大抵不能為所欲為,不可能美化日本的侵略行為---那是嚴重違反日本憲法的和平主義精神。不過,這不代表自民黨政權沒有對日本人的近現代歷史觀做手腳,它們不改教科書,但控制了由文部省所組織的「入學中心考試」的考卷,當中近代史所佔比重相當低,足以鼓勵高中教師放棄教授近代史---與香港考評局把中國歷史高考試卷設計成不答近代史題目也可,導致中史教師絕少教鴉片戰爭以後的歷史,有異曲同工之妙。
至於第二個問題,我對德法的教育制度了解程度不深,遠不及自己親身經歷的東亞式教育制度,所以難有正確的見解。但我能想得到的可能性,包括在戰後佔領德國其間,盟軍執行非納粹化,令德國人了解到自己支持納粹,成為戰爭罪行的幫兇;加上歐洲一體化進程穩健,德法兩國作為歐盟核心成員,摒棄舊嫌、和睦友好顯然更加有利,強調自己的受害人角色顯然並不能得到對方諒解。因此,德法能合編教科書,有其本身的歷史條件,東亞地區卻缺乏上述的條件:首先美國對日本軍國體制的清算不及對納粹黨的清算那樣徹底,其次戰後東亞各國並未實行過有意義的一體化進程。在這種背景下,要求東亞各國效法德法兩國合編歷史教科書,並不切實際。
在結尾,希望各讀者也能參閱以下的文章和資料,了解更多有關各國歷史教科書的內容和背景。
中國歷史教科書破馬列框架 .喬志健、張潔平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2212883682/44ae3a.cfm
韓國重視民族自豪感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2212883682/44ae2b.cfm
日本高中近代史冷淡症 .喬志健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2212883682/44ae2a.cfm
專訪:史丹福亞太研究中心副主任、「割裂的記憶」項目負責人施耐德
歷史教科書的羅生門 .喬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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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憲法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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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納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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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26日 星期三
25-8-2009 謬引《歷史》論中港台(III)
上一部分,我用了古希臘人所深痛惡絕的僭主制度,去比喻香港現時的支配體制。以下,我則會以一個有關居魯士大帝的故事,去嘗試解釋香港其中一種最具影響力的意識形態的源頭。
鼓勵同化、尋歡、逐利,以去自主反抗之心
以下取材自《歷史》第一卷,153-156節
話說波斯帝國的開國君主居魯士(Cyrus),在奪取了美地亞人(Medeans,之前波斯地區的統治民族)的政權後,就帶領他手下的波斯人四出征討。他西征之時,擊敗了伊奧尼亞人的鄰國、富強的呂底亞人(Lydians),俘虜了他們的國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委任一個波斯人治理他們的守都撒爾迪斯(Sardis),同時委任一個呂底亞人管理呂底亞人全部的財富,然後就帶著軍隊的主力向東方出發。結果,很快的這個呂底亞人就利用這筆財富去鼓動呂底亞人叛變,圍攻撒爾迪斯。
居魯士在征伐東方諸國途中聽到這個消息,當然非常憤怒,認為最好是把呂底亞人全部出賣為奴。克洛伊索斯深知居魯士言出必行的作風,又認為如果沒有更好的建議就不能說服居魯士回心轉意,所以就說:
「…讓呂底亞人得到寬恕吧。為了保證他們永遠不會再叛變你或是威脅到你的安全,我看可以派人去命令他們,不許他們保存任何武器,要他們在外衣下面穿緊身衣,下身要穿半長筒靴子並且要他們教他們的孩子彈奏七弦琴和豎琴以及經營小買賣。這樣,哦,國王啊,不久你就會看到他們不再是男子而成了女子,那時你再也不必害怕他們會叛變你了。」
居魯士聽了這個意見後甚是歡喜,於是就命令城裡的呂底亞人這樣作。
上述的故事,簡單而言就是一個被俘虜的國王,向俘虜他的國王建議使他的故土能長治久安的方法。不能保存武器,這點很容易理解;「在外衣下面穿緊身衣,下身要穿半長筒靴子」就是要他們改穿波斯人的服裝,這個是同化手段之一。同化的目的,就是讓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外觀差別減少,這樣就減低了被征服者的反感。
至於要學習彈奏樂器,其實有兩重含意在內。第一重含意,就是消去他們的男性氣質,讓他們變得女性化或至少是無性化,正如克洛伊索斯所說的一樣;第二重含意,則是讓他們變得更加喜歡追逐歡樂,從而更少念及獨立自主的問題。在希羅多德筆下,呂底亞人是非常精於玩樂的,他認為呂底亞人發明了希臘人的大部分遊戲,所以用鼓勵玩樂的方式去分散追求獨立的注意力,可能出乎意料地有效。至於鼓勵經營小買賣,則一方面也是轉移對政權不滿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是消滅了他們反抗波斯人的能力,因為跟耕作不同,做生意是沒有忙閒季節之分,需要幾乎全年都投注心力經營的,所以也就不容易組織起事了。這一點,克洛伊索斯很可能也十分了解,因為希羅多德提到,他們是最早鑄造金銀貨幣和從事零售業的人,所以商業知識應該也是很發達的。
上面說了這麼多,跟香港人有甚麼關係呢?原來,英國人治港手法當中,有部分正好與克洛伊索斯的建議不謀而合。首先是不准私藏武器,英國人當年可是連鞭炮都禁止的,為的就是害怕華人利用其中的火藥製作武器,密謀對付英國人。至於同化政策,他們看上去不太積極,但實際上用的手法更微妙得多---他們實際上是利用英語程度,把華人分成兩等,就是英國人的朋友與其他華人,那些英語流利的華人擔任政商要職,與英國人共富貴,其他說不了幾句英語的人就只能由他們自生自滅。於是,英語和英式生活就慢慢變成了華人趨之若鶩的事情,華人自然慢慢的學到很多的英語和英式生活的概念,英國的優越地位就更加鞏固了。
至於追逐歡樂方面,英國人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成立香港賽馬會,把英國的賭博風氣也帶來香港,從而使不少港人、尤其是經濟方面屬低下階層的港人把精力投放在賭馬「貼士」(tips)上,而不去追求更多的權益和福利,更不會為了趕走英國人而放棄賭博的樂趣。營商方面,英國人當初就是為了做生意才把香港變成殖民地(先別管是正當生意還是販毒),所以不但把公平的法制和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搬來香港,還制訂了不少有利通商的法律,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標準稅制,以確保商人的盈利。於是不但英國人,連華人都加入了追逐利潤的行列,以至他們當中有人先富起來,變成了另一種英國人的朋友。而其他人在相對公平的商業制度下,也傾向認為做生意能發財,做成商業發展蓬勃,並與其他英資公司的聯繫愈來愈密切,令富豪和有錢人更不願抗拒英國人,無形中進一步鞏固英國人的統治。
這樣,就形成了香港人遵守秩序、鄙視暴力、追逐名利、娛樂至上的性格---這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管治手法的後果。不過,既然這套模式能令呂底亞人變成「不再是男子而成了女子」,自此以後無法反抗波斯人,也就自然能把香港人僅有的反抗能力都剝奪。於是回歸以後,面對著「港產僭主治港」的政治制度,怎可能會成功改變的可能?大部分人都寧願追求名利和娛樂,不去了解和參與政治活動;剩下的少數,又總是遵守秩序和反對暴力行為,導致反對僭主政治的行動都十分規矩,無法引起當權者的恐懼。這樣的人,怎可能對抗得了有權有槍有錢的帝國僭主權貴聯合?此所以香港民主運動注定進展緩慢,甚至無實質成果可言。
後話---何謬之有?
現在的人多視希羅多德的《歷史》體例太龐雜,內容太零碎,從而認為它的內容的實質價值比不上人類第一本歷史著作的歷史價值。但是,即使有這些缺點,希羅多德還是希臘人,而且是被波斯人征服的伊奧尼亞人,他對希臘和波斯的政治原理都十分了解,他的很多話語,都流露出非常高明的洞見。很多中國人到現在還想不到、不敢承認的政治盲點,對兩千多年前的希羅多德而言,卻是再顯淺不過的道理。
最後,為甚麼我寫了這三大篇文章,卻自認為謬?
首先,我竟然以古希臘人的標準,去評價遠較軟弱和擁護專制的華人,實在是太不合情理,此謬一;
其次,我身為華人,居然不去為中共的邏輯背書,反引西方著作抨擊之,實在是通敵賣國、想把香港變成美帝一州的漢奸所為,此謬二;
再者,我懷疑這套制度對大多數香港人的利益會有損害,卻無視香港其實連合格的僭主都沒有,何況是有責任有承擔的政治家?此謬三。
如果再數下去,我的文章還有其他大大少少的荒謬與謬誤之處,但筆走至此,我已是疲憊不堪,只好作罷。
鼓勵同化、尋歡、逐利,以去自主反抗之心
以下取材自《歷史》第一卷,153-156節
話說波斯帝國的開國君主居魯士(Cyrus),在奪取了美地亞人(Medeans,之前波斯地區的統治民族)的政權後,就帶領他手下的波斯人四出征討。他西征之時,擊敗了伊奧尼亞人的鄰國、富強的呂底亞人(Lydians),俘虜了他們的國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委任一個波斯人治理他們的守都撒爾迪斯(Sardis),同時委任一個呂底亞人管理呂底亞人全部的財富,然後就帶著軍隊的主力向東方出發。結果,很快的這個呂底亞人就利用這筆財富去鼓動呂底亞人叛變,圍攻撒爾迪斯。
居魯士在征伐東方諸國途中聽到這個消息,當然非常憤怒,認為最好是把呂底亞人全部出賣為奴。克洛伊索斯深知居魯士言出必行的作風,又認為如果沒有更好的建議就不能說服居魯士回心轉意,所以就說:
「…讓呂底亞人得到寬恕吧。為了保證他們永遠不會再叛變你或是威脅到你的安全,我看可以派人去命令他們,不許他們保存任何武器,要他們在外衣下面穿緊身衣,下身要穿半長筒靴子並且要他們教他們的孩子彈奏七弦琴和豎琴以及經營小買賣。這樣,哦,國王啊,不久你就會看到他們不再是男子而成了女子,那時你再也不必害怕他們會叛變你了。」
居魯士聽了這個意見後甚是歡喜,於是就命令城裡的呂底亞人這樣作。
上述的故事,簡單而言就是一個被俘虜的國王,向俘虜他的國王建議使他的故土能長治久安的方法。不能保存武器,這點很容易理解;「在外衣下面穿緊身衣,下身要穿半長筒靴子」就是要他們改穿波斯人的服裝,這個是同化手段之一。同化的目的,就是讓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外觀差別減少,這樣就減低了被征服者的反感。
至於要學習彈奏樂器,其實有兩重含意在內。第一重含意,就是消去他們的男性氣質,讓他們變得女性化或至少是無性化,正如克洛伊索斯所說的一樣;第二重含意,則是讓他們變得更加喜歡追逐歡樂,從而更少念及獨立自主的問題。在希羅多德筆下,呂底亞人是非常精於玩樂的,他認為呂底亞人發明了希臘人的大部分遊戲,所以用鼓勵玩樂的方式去分散追求獨立的注意力,可能出乎意料地有效。至於鼓勵經營小買賣,則一方面也是轉移對政權不滿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是消滅了他們反抗波斯人的能力,因為跟耕作不同,做生意是沒有忙閒季節之分,需要幾乎全年都投注心力經營的,所以也就不容易組織起事了。這一點,克洛伊索斯很可能也十分了解,因為希羅多德提到,他們是最早鑄造金銀貨幣和從事零售業的人,所以商業知識應該也是很發達的。
上面說了這麼多,跟香港人有甚麼關係呢?原來,英國人治港手法當中,有部分正好與克洛伊索斯的建議不謀而合。首先是不准私藏武器,英國人當年可是連鞭炮都禁止的,為的就是害怕華人利用其中的火藥製作武器,密謀對付英國人。至於同化政策,他們看上去不太積極,但實際上用的手法更微妙得多---他們實際上是利用英語程度,把華人分成兩等,就是英國人的朋友與其他華人,那些英語流利的華人擔任政商要職,與英國人共富貴,其他說不了幾句英語的人就只能由他們自生自滅。於是,英語和英式生活就慢慢變成了華人趨之若鶩的事情,華人自然慢慢的學到很多的英語和英式生活的概念,英國的優越地位就更加鞏固了。
至於追逐歡樂方面,英國人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成立香港賽馬會,把英國的賭博風氣也帶來香港,從而使不少港人、尤其是經濟方面屬低下階層的港人把精力投放在賭馬「貼士」(tips)上,而不去追求更多的權益和福利,更不會為了趕走英國人而放棄賭博的樂趣。營商方面,英國人當初就是為了做生意才把香港變成殖民地(先別管是正當生意還是販毒),所以不但把公平的法制和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搬來香港,還制訂了不少有利通商的法律,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標準稅制,以確保商人的盈利。於是不但英國人,連華人都加入了追逐利潤的行列,以至他們當中有人先富起來,變成了另一種英國人的朋友。而其他人在相對公平的商業制度下,也傾向認為做生意能發財,做成商業發展蓬勃,並與其他英資公司的聯繫愈來愈密切,令富豪和有錢人更不願抗拒英國人,無形中進一步鞏固英國人的統治。
這樣,就形成了香港人遵守秩序、鄙視暴力、追逐名利、娛樂至上的性格---這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管治手法的後果。不過,既然這套模式能令呂底亞人變成「不再是男子而成了女子」,自此以後無法反抗波斯人,也就自然能把香港人僅有的反抗能力都剝奪。於是回歸以後,面對著「港產僭主治港」的政治制度,怎可能會成功改變的可能?大部分人都寧願追求名利和娛樂,不去了解和參與政治活動;剩下的少數,又總是遵守秩序和反對暴力行為,導致反對僭主政治的行動都十分規矩,無法引起當權者的恐懼。這樣的人,怎可能對抗得了有權有槍有錢的帝國僭主權貴聯合?此所以香港民主運動注定進展緩慢,甚至無實質成果可言。
後話---何謬之有?
現在的人多視希羅多德的《歷史》體例太龐雜,內容太零碎,從而認為它的內容的實質價值比不上人類第一本歷史著作的歷史價值。但是,即使有這些缺點,希羅多德還是希臘人,而且是被波斯人征服的伊奧尼亞人,他對希臘和波斯的政治原理都十分了解,他的很多話語,都流露出非常高明的洞見。很多中國人到現在還想不到、不敢承認的政治盲點,對兩千多年前的希羅多德而言,卻是再顯淺不過的道理。
最後,為甚麼我寫了這三大篇文章,卻自認為謬?
首先,我竟然以古希臘人的標準,去評價遠較軟弱和擁護專制的華人,實在是太不合情理,此謬一;
其次,我身為華人,居然不去為中共的邏輯背書,反引西方著作抨擊之,實在是通敵賣國、想把香港變成美帝一州的漢奸所為,此謬二;
再者,我懷疑這套制度對大多數香港人的利益會有損害,卻無視香港其實連合格的僭主都沒有,何況是有責任有承擔的政治家?此謬三。
如果再數下去,我的文章還有其他大大少少的荒謬與謬誤之處,但筆走至此,我已是疲憊不堪,只好作罷。
2009年8月8日 星期六
8-8-2009 謬引《歷史》論中港台(II)
之前,我引述了澤爾西斯和戴瑪托拉斯的對話,來闡釋專制政治和公民政治之別。以下我將轉個話題,從澤爾西斯的父親大流士(Darius)時發生的故事,看看一個帝國統治它所征服的領土時所使用的其中一種體系。這種體系,對香港人而言,可能意外地並不陌生。
僭主的利益與眾不同
以下取材自《歷史》第四卷,133-142節
大流士率領軍隊,攻打北方的遊牧民族斯奇提亞人(Scythia),為了擊潰斯奇提亞人,波斯大軍架橋渡過了伊斯特河(Ister),留下了波斯人的附庸、小亞細亞的伊奧尼亞人(Ionian,希臘部族名稱,最大的城邦是雅典,在小亞細亞也有十二個城邦,但已全部降服於波斯人)守住橋樑,期限是六十天。
斯奇提亞人一面向北方逃跑,一面摧毀路上的水井和草場,而波斯人則在後面追趕著。同時,他們派出使者,遊說伊奧尼亞人在六十天後拆除橋樑,伊奧尼亞人的僭主們(Tyrant,古希臘人認為循不法途徑取得統治權的人就是僭主)答應了。
超過六十天後,波斯人快將兵疲食盡的時候,斯奇提亞人的主力來到與波斯人對陣,但是他們卻對追逐突然跑出的兔子有更大的興趣,使波斯人了解到,斯奇提亞人根本不把他們放在眼內。於是,他們用計欺騙斯奇提亞人,乘機逃跑了。斯奇提亞人得知波斯人逃跑了,就又到了伊奧尼亞人那裡,說:「伊奧尼亞人,規定的日期已經過去了,你們若還留在這裡就不對了。可是,在這以前是畏懼的心情使你們不敢離開這裡,現在盡快把橋毀掉,感謝諸神和斯奇提亞人,在自由與快樂之中回家去罷。至於那曾是你們的主人的那個人,我們是會叫他永遠不會再率領著他的軍隊進攻任何民族的。」
(以下為137節全文,正是這個故事的精要所在)
“於是伊奧尼亞人便舉行了一次會議。海列斯彭特的凱爾索涅索斯人的僭主兼指揮官、雅典人米爾提亞戴斯的意見是,他們聽從斯奇提亞人的勸告並使伊奧尼亞獲得自由。米利都人希司提埃伊歐斯則持著反對的意見。他認為他們今日之所以各自成為自己城邦的僭主,正是由於大流士的力量,如果大流士的權勢被推翻的話,他們便再也不能進行統治了,不拘是他在米利都還是他們的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會如此,因為那時所有城邦都會選擇民主政治,而不會選擇僭主政治了。當希司提埃伊歐斯發表這個意見的時候,他們全體立刻贊同了這個意見,儘管當初曾同意了米爾提亞戴斯的說法。”
結果,他們在斯奇提亞人面前拆掉部份橋樑,還扮作很感激斯奇提亞人提出這個好建議。但是,斯奇提亞人離開後,波斯人來到了,他們就火速修復了橋樑,讓大流士和他的軍隊的大部份平安逃脫。
以上那些伊奧尼亞僭主的行徑,讓你們聯想到甚麼?漢奸?的確如此,這些「伊奸」都是為了個人的權位,不惜出賣伊奧尼亞人的自由和自主,還有其他由此而來的利益。如果他們促使民主政治出現,或者不能阻止民主政治出現,他們的權位就完蛋了---不是被民眾趕下台,就是被不允許民主政治重現的波斯國王撤換。但是,這個體制的要點,同樣可以套用到香港的政治制度上。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不是由港人一人一票選出的,也不是由港人投票選出的代表所推舉出來的。他是由一個八百人的選委所選出的,這些選委則是在中共的操作下,經由少部份的香港人所選出的。所以,特首代表的是八百人選委的利益,而這八百人的背後卻是代表中共的利益。如果希羅多德、或者是公元前五世紀任何一個希臘人看到這樣「選」出來的特首,他毫無疑問也會認為他是一個僭主,因為他不是由公民選出,也不是世襲的君主,而是由一批帝國代言人所選出的,所以他不能代表城邦,只是帝國的走狗而已。
正因為特首是這樣「選」出來的僭主,他們一直拖延香港的普選進程、讓政策繼續偏幫有錢權貴---當中包括了八百人選委的主要組成部分---的行為,也就可以理解了。萬一有個特首真正想要推行民主,他就干犯了中共的利益---那有帝國統治者想要他的臣民有自決的能力,進而出現反抗帝國的威脅呢?萬一這個特首想要為權貴以外的人謀福利,他就損害了八百人選委的利益---搞福利要錢,錢只能從權貴的口袋來,何況愈趨平等的社會,會破壞權貴們現在高高在上的地位。這個特首干犯中央、或者權貴的利益,就會被趕下台,自己那份月薪四十萬港元、比美國總統還要高的高薪厚祿就沒有了,最後受損的就是自己的利益。所以,特首的利益,還有他屬下那些高官的利益,是建立在代表中共和八百人選委的利益之上,而不會是建立在代表其他香港人的利益之上的。
很多香港人高呼「曾蔭權不代表我」,對極!他們當中,有不少是覺得曾蔭權做得不好,應該要換一個更好的人來當特首。這也是對的,曾蔭權的確是連當合格僭主的能力都沒有。但是,他們未必明白的是,不管僭主是否有能,他都不會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是代表少數權貴、還有帝國統治者的利益,而他們的利益跟其他人的利益有不少極重要的衝突。關鍵還是政治制度,對大多數人有利的是一個真正民主、而不是帝國與權貴勾結的僭主制度。
以上就是香港民主派爭取普選的最重要理由。但是,他們不是古希臘式的公民,只是以前當殖民地的居民,現在當帝國屬土的草民,所以他們成功的希望殊小。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對暴力的極度畏懼,以致他們不敢採取有效的暴力爭取自主。這很大程度上跟殖民地的意識形態有關,下一部分將繼續引用《歷史》的片段來闡釋。
(待續)
僭主的利益與眾不同
以下取材自《歷史》第四卷,133-142節
大流士率領軍隊,攻打北方的遊牧民族斯奇提亞人(Scythia),為了擊潰斯奇提亞人,波斯大軍架橋渡過了伊斯特河(Ister),留下了波斯人的附庸、小亞細亞的伊奧尼亞人(Ionian,希臘部族名稱,最大的城邦是雅典,在小亞細亞也有十二個城邦,但已全部降服於波斯人)守住橋樑,期限是六十天。
斯奇提亞人一面向北方逃跑,一面摧毀路上的水井和草場,而波斯人則在後面追趕著。同時,他們派出使者,遊說伊奧尼亞人在六十天後拆除橋樑,伊奧尼亞人的僭主們(Tyrant,古希臘人認為循不法途徑取得統治權的人就是僭主)答應了。
超過六十天後,波斯人快將兵疲食盡的時候,斯奇提亞人的主力來到與波斯人對陣,但是他們卻對追逐突然跑出的兔子有更大的興趣,使波斯人了解到,斯奇提亞人根本不把他們放在眼內。於是,他們用計欺騙斯奇提亞人,乘機逃跑了。斯奇提亞人得知波斯人逃跑了,就又到了伊奧尼亞人那裡,說:「伊奧尼亞人,規定的日期已經過去了,你們若還留在這裡就不對了。可是,在這以前是畏懼的心情使你們不敢離開這裡,現在盡快把橋毀掉,感謝諸神和斯奇提亞人,在自由與快樂之中回家去罷。至於那曾是你們的主人的那個人,我們是會叫他永遠不會再率領著他的軍隊進攻任何民族的。」
(以下為137節全文,正是這個故事的精要所在)
“於是伊奧尼亞人便舉行了一次會議。海列斯彭特的凱爾索涅索斯人的僭主兼指揮官、雅典人米爾提亞戴斯的意見是,他們聽從斯奇提亞人的勸告並使伊奧尼亞獲得自由。米利都人希司提埃伊歐斯則持著反對的意見。他認為他們今日之所以各自成為自己城邦的僭主,正是由於大流士的力量,如果大流士的權勢被推翻的話,他們便再也不能進行統治了,不拘是他在米利都還是他們的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會如此,因為那時所有城邦都會選擇民主政治,而不會選擇僭主政治了。當希司提埃伊歐斯發表這個意見的時候,他們全體立刻贊同了這個意見,儘管當初曾同意了米爾提亞戴斯的說法。”
結果,他們在斯奇提亞人面前拆掉部份橋樑,還扮作很感激斯奇提亞人提出這個好建議。但是,斯奇提亞人離開後,波斯人來到了,他們就火速修復了橋樑,讓大流士和他的軍隊的大部份平安逃脫。
以上那些伊奧尼亞僭主的行徑,讓你們聯想到甚麼?漢奸?的確如此,這些「伊奸」都是為了個人的權位,不惜出賣伊奧尼亞人的自由和自主,還有其他由此而來的利益。如果他們促使民主政治出現,或者不能阻止民主政治出現,他們的權位就完蛋了---不是被民眾趕下台,就是被不允許民主政治重現的波斯國王撤換。但是,這個體制的要點,同樣可以套用到香港的政治制度上。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不是由港人一人一票選出的,也不是由港人投票選出的代表所推舉出來的。他是由一個八百人的選委所選出的,這些選委則是在中共的操作下,經由少部份的香港人所選出的。所以,特首代表的是八百人選委的利益,而這八百人的背後卻是代表中共的利益。如果希羅多德、或者是公元前五世紀任何一個希臘人看到這樣「選」出來的特首,他毫無疑問也會認為他是一個僭主,因為他不是由公民選出,也不是世襲的君主,而是由一批帝國代言人所選出的,所以他不能代表城邦,只是帝國的走狗而已。
正因為特首是這樣「選」出來的僭主,他們一直拖延香港的普選進程、讓政策繼續偏幫有錢權貴---當中包括了八百人選委的主要組成部分---的行為,也就可以理解了。萬一有個特首真正想要推行民主,他就干犯了中共的利益---那有帝國統治者想要他的臣民有自決的能力,進而出現反抗帝國的威脅呢?萬一這個特首想要為權貴以外的人謀福利,他就損害了八百人選委的利益---搞福利要錢,錢只能從權貴的口袋來,何況愈趨平等的社會,會破壞權貴們現在高高在上的地位。這個特首干犯中央、或者權貴的利益,就會被趕下台,自己那份月薪四十萬港元、比美國總統還要高的高薪厚祿就沒有了,最後受損的就是自己的利益。所以,特首的利益,還有他屬下那些高官的利益,是建立在代表中共和八百人選委的利益之上,而不會是建立在代表其他香港人的利益之上的。
很多香港人高呼「曾蔭權不代表我」,對極!他們當中,有不少是覺得曾蔭權做得不好,應該要換一個更好的人來當特首。這也是對的,曾蔭權的確是連當合格僭主的能力都沒有。但是,他們未必明白的是,不管僭主是否有能,他都不會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是代表少數權貴、還有帝國統治者的利益,而他們的利益跟其他人的利益有不少極重要的衝突。關鍵還是政治制度,對大多數人有利的是一個真正民主、而不是帝國與權貴勾結的僭主制度。
以上就是香港民主派爭取普選的最重要理由。但是,他們不是古希臘式的公民,只是以前當殖民地的居民,現在當帝國屬土的草民,所以他們成功的希望殊小。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對暴力的極度畏懼,以致他們不敢採取有效的暴力爭取自主。這很大程度上跟殖民地的意識形態有關,下一部分將繼續引用《歷史》的片段來闡釋。
(待續)
6-8-2009 謬引《歷史》論中港台(I)
古希臘有兩本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就是希羅多德的《歷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西方普遍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比較科學化,而且更切合現實政治,甚至奉為政治學中國際關係現實政治學派的基礎。不過,我個人以為,《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還是有些局限性,就是它主要描述兩大勢均力敵的集團之間的對抗,而且那些主角們都是城邦,這些城邦或民主,或寡頭,或獨裁,但它們的規模都遠遠稱不上是多民族帝國。參考這些城邦的紛爭,去了解民族國家之間的磨擦,以至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都非常合適;但是,如果要了解多民族帝國或殖民帝國的管治模式,或者這些帝國的擴張行徑與及受影響的國家如何對抗,那大概《歷史》會比較有參考價值。《歷史》前半段的主題是波斯帝國的擴張,後半段的主題則是波希戰爭,作為世上其中一個最早期的多民族帝國,它的侵略、遇到的抵抗和叛亂,都足以成為後世了解中國、俄國等國家的參考。
因此,以下將舉一些《歷史》的片段,去比喻現時中港台的一些事情,包括專制和公民體制之別、帝國對被征服領土的支配體制的關係等。所採用版本為台灣商務印書館,OPEN系列2/1。
專制政治與公民政治之別
以下取材自《歷史》第七卷,101-104節(引號為原文,下同)
波斯帝國的國王澤爾西斯(Xerxes,商務本作克謝爾克謝斯)帶著無數的士兵入侵希臘,其聲勢之浩大,難以筆墨來形容。戰爭開始後不久,他召見了流亡到波斯的前任斯巴達國王戴瑪托拉斯(Demaratus)。澤爾西斯要求戴瑪托拉斯實話實說,向他講解希臘人到底有沒有力量抵抗他。
戴瑪托拉斯說:「…希臘人的國土一直是貧窮的,但是由於智慧和強力的法律,希臘人自己卻得到了勇氣;而希臘便利用了這個勇氣,驅除了貧困和暴政。…下面我…只談一談拉凱戴孟人(Lacedaemon,希臘部族名稱,代表城邦正是斯巴達)…首先,他們決不會接受你那些等於使希臘人變為奴隸的條件;其次,縱使在所有其餘的希臘人都站到你的這一面來的時候,他們也會對你進行抵抗的。至於他們的人數…一千人也好,比一千人多或是少也好,總之他們的軍隊是一定要對你作戰的。」
澤爾西斯嘲笑他說:「…一千人竟然敢和我的這樣大的一支軍隊作戰!…一千人、一萬人或甚至五萬人也好,如果他們都是同樣地自由而不是在一個人的統制下的時候,他們怎麼能夠抵抗我這樣大的一支軍隊呢?…倘若他們按照我們的習慣由一個人來統治的話,那他們就由於害怕這個人而會表現出超乎本性的勇敢,並且在鞭笞的威逼之下可以在戰場上以寡敵眾;可是當他們都被放任而得到自由的時候,這些事情他們便都作不到了。…」
戴瑪托拉斯回答說:「…拉凱戴孟人…雖然是自由的,但是他們並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自由的。他們受著法律的統治,他們對法律的畏懼甚於你的臣民對你的恐懼…凡是法律命令他們作的,他們就作,而法律的命令卻是永遠一樣的,那就是,不管當前有多麼多敵人,他們都絕對不能逃跑,而是要留在自己的隊伍裡,戰勝或是戰死。…」
澤爾西斯把戴瑪托拉斯的話當作笑談,把他送走了。後來的結果大家都清楚,澤爾西斯輸得一敗塗地。
以上的對話內容是否真確,尤其是否混有反波斯的宣傳,實在不是我所能判斷的,但是用於闡釋專制和公民體制的不同理念,卻是非常簡易明瞭。
專制政治的基本理念,就是認定人只有在高壓統治下,才能服從和變得有用。所以澤爾西斯就認定,士兵不可以放任自由,需要鞭笞才能在戰場上勇敢作戰。而且,專制政治還沒有法律高於一切的觀念,所以澤爾西斯控制手下軍隊的手段,是鞭笞,是懲罰,是使人害怕的恐怖權力,當中可能沒有任何法律支持,即令有,也僅僅是以處罰為威嚇,強逼人民服從這些法律。波斯帝國如是,20世紀的共產國家和法西斯國家如是,21世紀的中共也如是。它們滿口理想、仁義道德,但最終令人民不敢揭穿底牌的,不過是皮鞭、秘密和公開的警察、還有極為恐怖的監獄和集中營。
公民政治又如何呢?首先要澄清,斯巴達也算是公民政治,但是卻斷不能算是民主政治,反而很大程度上揉合了君主制和寡頭制。他們的制度下,有兩個實權不大的國王,但實際主導國政的卻是每年重選的五長官和由三十名終身制議員組成的元老院,並由傀儡式國民會議通過法例,這當然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更別提所謂公民階級,只佔整個斯巴達人口的一小部分(不過,這點在其他希臘城邦中也是一樣的),還有著名的斯巴達式軍事訓練和40年兵役。但無論如何,斯巴達仍為由公民主導的城邦,因為元老院除了兩個國王為當然議員外,其餘均由已退役的公民組成(但大都為皇家成員),五長官也是由公民選出。除此之外,所有公民、甚至國王,也是在公共食堂用膳,並吃同樣的粗茶淡飯,而用膳時也會談論國事,變成公民雖不議政,但仍可得知國事。所以雖然斯巴達政制混合了君主制和寡頭制,但其他一般的公民仍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這些公民究竟是如何做到不管人數多少,都會跟侵略者的大軍戰鬥呢?原來他們是靠法律的命令所約束的。法律規定,戰爭中他們不論勝負,都只能留在隊伍裡,不可逃亡。法律固然伴隨懲罰,但公民們守法的真正原因不是害怕懲罰,而是因為他們是自由的,有公民的榮耀---他們不是奴隸,所以「決不會接受你那些等於使希臘人變為奴隸的條件」,而這點正好與那些被征服的、卑賤的奴隸不同。
把兩套理念比較一下,就發現兩者根本沒有溝通的餘地。專制政治認為自由的人不能為統治者所用,所以用懲罰來操縱人民;公民政治認為自由的公民能守法,所以能貢獻國家,不是被征服的、因不能反抗才勉強服從的奴隸可比。所以希臘人才群起迎擊波斯帝國,台灣人也斷不會接受大陸所希望的統一,因為兩種政治的理念從根本上就不能相容,正如公民不會輕易屈從奴隸主的奴役一樣。至於香港,它由此至終都是殖民地,所以絕不應以公民政治的標準,去苛求任何政治上的變革。以下兩部分,就是講述帝國對被征服、被殖民地區所施加的體制和意識形態要點,這就跟香港比較有密切的關係。
(待續)
因此,以下將舉一些《歷史》的片段,去比喻現時中港台的一些事情,包括專制和公民體制之別、帝國對被征服領土的支配體制的關係等。所採用版本為台灣商務印書館,OPEN系列2/1。
專制政治與公民政治之別
以下取材自《歷史》第七卷,101-104節(引號為原文,下同)
波斯帝國的國王澤爾西斯(Xerxes,商務本作克謝爾克謝斯)帶著無數的士兵入侵希臘,其聲勢之浩大,難以筆墨來形容。戰爭開始後不久,他召見了流亡到波斯的前任斯巴達國王戴瑪托拉斯(Demaratus)。澤爾西斯要求戴瑪托拉斯實話實說,向他講解希臘人到底有沒有力量抵抗他。
戴瑪托拉斯說:「…希臘人的國土一直是貧窮的,但是由於智慧和強力的法律,希臘人自己卻得到了勇氣;而希臘便利用了這個勇氣,驅除了貧困和暴政。…下面我…只談一談拉凱戴孟人(Lacedaemon,希臘部族名稱,代表城邦正是斯巴達)…首先,他們決不會接受你那些等於使希臘人變為奴隸的條件;其次,縱使在所有其餘的希臘人都站到你的這一面來的時候,他們也會對你進行抵抗的。至於他們的人數…一千人也好,比一千人多或是少也好,總之他們的軍隊是一定要對你作戰的。」
澤爾西斯嘲笑他說:「…一千人竟然敢和我的這樣大的一支軍隊作戰!…一千人、一萬人或甚至五萬人也好,如果他們都是同樣地自由而不是在一個人的統制下的時候,他們怎麼能夠抵抗我這樣大的一支軍隊呢?…倘若他們按照我們的習慣由一個人來統治的話,那他們就由於害怕這個人而會表現出超乎本性的勇敢,並且在鞭笞的威逼之下可以在戰場上以寡敵眾;可是當他們都被放任而得到自由的時候,這些事情他們便都作不到了。…」
戴瑪托拉斯回答說:「…拉凱戴孟人…雖然是自由的,但是他們並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自由的。他們受著法律的統治,他們對法律的畏懼甚於你的臣民對你的恐懼…凡是法律命令他們作的,他們就作,而法律的命令卻是永遠一樣的,那就是,不管當前有多麼多敵人,他們都絕對不能逃跑,而是要留在自己的隊伍裡,戰勝或是戰死。…」
澤爾西斯把戴瑪托拉斯的話當作笑談,把他送走了。後來的結果大家都清楚,澤爾西斯輸得一敗塗地。
以上的對話內容是否真確,尤其是否混有反波斯的宣傳,實在不是我所能判斷的,但是用於闡釋專制和公民體制的不同理念,卻是非常簡易明瞭。
專制政治的基本理念,就是認定人只有在高壓統治下,才能服從和變得有用。所以澤爾西斯就認定,士兵不可以放任自由,需要鞭笞才能在戰場上勇敢作戰。而且,專制政治還沒有法律高於一切的觀念,所以澤爾西斯控制手下軍隊的手段,是鞭笞,是懲罰,是使人害怕的恐怖權力,當中可能沒有任何法律支持,即令有,也僅僅是以處罰為威嚇,強逼人民服從這些法律。波斯帝國如是,20世紀的共產國家和法西斯國家如是,21世紀的中共也如是。它們滿口理想、仁義道德,但最終令人民不敢揭穿底牌的,不過是皮鞭、秘密和公開的警察、還有極為恐怖的監獄和集中營。
公民政治又如何呢?首先要澄清,斯巴達也算是公民政治,但是卻斷不能算是民主政治,反而很大程度上揉合了君主制和寡頭制。他們的制度下,有兩個實權不大的國王,但實際主導國政的卻是每年重選的五長官和由三十名終身制議員組成的元老院,並由傀儡式國民會議通過法例,這當然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更別提所謂公民階級,只佔整個斯巴達人口的一小部分(不過,這點在其他希臘城邦中也是一樣的),還有著名的斯巴達式軍事訓練和40年兵役。但無論如何,斯巴達仍為由公民主導的城邦,因為元老院除了兩個國王為當然議員外,其餘均由已退役的公民組成(但大都為皇家成員),五長官也是由公民選出。除此之外,所有公民、甚至國王,也是在公共食堂用膳,並吃同樣的粗茶淡飯,而用膳時也會談論國事,變成公民雖不議政,但仍可得知國事。所以雖然斯巴達政制混合了君主制和寡頭制,但其他一般的公民仍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這些公民究竟是如何做到不管人數多少,都會跟侵略者的大軍戰鬥呢?原來他們是靠法律的命令所約束的。法律規定,戰爭中他們不論勝負,都只能留在隊伍裡,不可逃亡。法律固然伴隨懲罰,但公民們守法的真正原因不是害怕懲罰,而是因為他們是自由的,有公民的榮耀---他們不是奴隸,所以「決不會接受你那些等於使希臘人變為奴隸的條件」,而這點正好與那些被征服的、卑賤的奴隸不同。
把兩套理念比較一下,就發現兩者根本沒有溝通的餘地。專制政治認為自由的人不能為統治者所用,所以用懲罰來操縱人民;公民政治認為自由的公民能守法,所以能貢獻國家,不是被征服的、因不能反抗才勉強服從的奴隸可比。所以希臘人才群起迎擊波斯帝國,台灣人也斷不會接受大陸所希望的統一,因為兩種政治的理念從根本上就不能相容,正如公民不會輕易屈從奴隸主的奴役一樣。至於香港,它由此至終都是殖民地,所以絕不應以公民政治的標準,去苛求任何政治上的變革。以下兩部分,就是講述帝國對被征服、被殖民地區所施加的體制和意識形態要點,這就跟香港比較有密切的關係。
(待續)
2009年6月27日 星期六
27-6-2009 Michael Jackson的身份矛盾隨想
希望各位在閱讀本文之前,能為2009年6月26日逝世的MJ默哀30秒。
除了歌舞,MJ最受人注目的,就是他的臉---不斷地整容,而且越漂越白,到晚年基本上是毀容了。尤其膚色的問題,在美國這種一直有種族主義的地方顯得更為敏感。儘管幾乎所有人都認定MJ的白皮膚是漂出來的,但他跟醫生還是強調,這是白斑症的後果。不過,有一點可以斷定,就是有白皮膚的黑人,肯定會帶來身份矛盾。
跟其他種族矛盾不同,美國黑人受人歧視,從根源而言並不是由於文化的原因,而是出於對奴隸的鄙視。美國黑人的祖先並非北美的原居民,而是三百多年前起陸續被白人從非洲抓過來的。他們長久在美國繁衍之後,基本上失去了原先部落文化的任何特徵,只有在美國重新學習和創造的一套。因此,他們是徹底的美國人,但卻由於祖先的奴隸身分和明顯可辨的膚色受歧視。
既然膚色成為奴隸的天生標誌,那美國黑人應如何自處?第一種,是搞自我隔離,以黑人群體的方式對抗和排擠白人;第二種,是爭取黑人權益,強調黑人跟白人一樣是人類,應有同樣權益和受尊重;第三種,是透過整容,令自己看起來像白人。可以想像,三種策略是互相排斥的,尤其第三種更會被視為黑皮白心,兩面不討好。
MJ不論是否自願選擇變白之路,只要照鏡,都會體驗這種身份矛盾:我本來是黑人,為甚麼變白了呢?這樣,我還是不是黑人?
也許正是有這種體會,所以MJ的歌曲裡,會有”Black or White”、” Heal the world”、” Man In The Mirror”之類強調世界大同的歌曲。畢竟,要解決自己是黑是白的矛盾,唯有採取更根本的身分認同:在我是黑人/白人之前,我是人。
ps.
想不到第1000瀏覽人次的紀念文章,居然是MJ。說實在的,我還是希望他尚在人間。
2009年6月1日 星期一
[轉]六四:歷史虛無主義的群魔共舞
之前有看官提到港人對歷史冷感的問題。正好在獨媒那邊看到一篇好文,我覺得作者把我的心底話都說出來,就把它轉載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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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nmediahk.net/node/1003388
六四:歷史虛無主義的群魔共舞
安徒
近來每年時近六四,都有妖孽現身。前年馬力指鹿為馬,「指人為豬」的「豬論」至為經典,堪稱香港一個時代的標記。
豈料今年六四,更是沉渣泛起,先有一諤青年六四鎮壓「有D問題」論,再有成龍大哥「中國人係要管的」風波。起初眾人口誅筆伐,以為抓著了「六四 (立場) 修正主義」的源頭。罷免會長下台其一,呼籲撤換旅遊大使其二。誰料到一如古語「下必甚焉」的前一句正是「上有好者」,我們的特區首腦急不及待就接著出場,示範了香港標準版的「國情教育」,講解了一套足以代表香港「整體」/「一般」人的歷史哲學。
他說:「我明白香港對六四的感受和看法,多年以來,國家有很多發展,亦為香港帶來繁榮,相信港人對中國的發展,有客觀評價。時間過了….」
有識之士鳴鼓而攻之,高呼「曾蔭權不代表我」,這個口號更儼然會成為今年六四和七一的又一重要焦點。但筆者以為,曾蔭權這番在立法會上重複了三次的說話,不但是有備而來,更是字字珠璣,是香港「國師」級的政治化粧師的精心傑作,適宜仔細解讀。原因是,特首的六四表態,一字不多也一字不少地,道出香港文化的內核,那就是一百五十多年香港殖民地經歷所積淀下來的:「歷史虛無主義」!
所謂「歷史虛無主義」,乃是「虛無主義」思潮的一個分支,它既是哲學,也是一種普遍心態,簡單說來就是對歷史的一種「虛無」態度。它不只包括拒絕對「歷史」發展作出價值判斷,更以「懷疑」一切的方式,拒絕以事實為基礎去看待「歷史」,甚至更會質疑,究竟有沒有「事實」這會事------因為對於「歷史虛無主義者」來說,「歷史」不外乎一種「故事」或者一種「文本」,它們是感覺或者利益的投射,它們也會隨時間和處境的不同而被任意編寫。
「真相」既不可得,基於「真相」而作的價值判斷亦是人言人殊,「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非既不可分,善惡亦無由判別。因是之故,歷史虛無主義的邏輯後果,也就是道德的虛無主義。
一百五十年來的香港,從來都不是一個可以直誠面對自身「歷史」的地方。英國人雖然曾經以其大不列顛的帝國「偉業」「自豪」地擁有香港,但隨著二戰之後,帝國主義變得聲名狼藉,英國人也刻意模糊和淡化香港的歷史源起,亦即當年雖是舉足輕重,但至今已變得臭名昭著的鴉片貿易和勞工販賣。香港人靠雄霸東南亞鴉片市場和販賣人口而繁榮致富,華人富豪貴冑、世家大族莫不沾邊。這一點歷史「常識」,又何曾進入香港的歷史教科書?
中國古來是家姓天下,文告宣傳,盡是隱惡揚善。雖亦有「良史」忠諫的認識,史學亦有說真話,留見證的傳統,以匡正制衡中國文化中常存不滅的「奴性」,可是,近代的國共兩黨之爭,無一不承繼皇朝史學的劣根性,以「歷史」為奴婢。作為一種反叛的恣態,拒絕官史黨史一偏之見的洗腦和灌輸,除了多讀幾份報紙,多讀幾本不同觀點的書的廢勁選擇之外,就是不聞不問,以無知為樂的犬儒取態,從而進一步助長了庶民的「歷史虛無主義」。
香港特首曾蔭權,年前不羞不怯地在中學生面對侃侃而談自己的會考歷史科不合格,與同學言談甚歡,可見香港不論老少,都在不自覺地分享著一種大家都樂在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甚至以無知為榮,以當「歷史白痴」為貴的奇特心態。「歷史科」可能是中學生最討厭的學科之一,「肥佬」可能反而變成青年逆反的憑證。以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分別的可以入大學,大學畢業還搞不清「毛主席」是不是「毛澤東」的大有其人。
在這種情況底下,一諤青年懷疑六四曾有坦克車壓人雖然讓人討厭,但還是在「事實」層面去討論,尚屬「孺子可教」之列,相比之下,曾特首「時間過了,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有其評價,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的論調,就充份證明了,能當上香港最高領導階層的,非得要在「歷史虛無主義」的修鍊已臻化境不可。
或者,活在殖民地的香港的而且確要靠點「歷史虛無主義」,你能夠想像四十年前投身政府為英女皇服務的曾蔭權,可能念玆在玆於「三條不平等條約」的歷史不公義嗎?你能想像一個為殖民政府服務的沙田政務官,會悼念二二年海員大罷工觸發的「沙田慘案」嗎?
所以,今天還是保有「爵士」銜頭的曾蔭權,在立法會念念有詞地說「時間過了」的時候,他的心裡不好正重演著他早幾年躬身領受「荷蘭水蓋」時的景像,心中默唸著:「我明白香港對『鴉片戰爭』的感受和看法,多年以來,大英帝國有很多發展,亦為香港帶來繁榮,相信港人對大英帝國的發展,有客觀評價。時間過了,時間過了…….」
歷史的本質在於時間,「歷史意識」也就是一種「時間意識」。歷史要指出「過去」如何發展出「現在」,以預示「現在」又如何會帶往「未來」。
「過去」的事實,會無情地揭露的種種缺陷和不是,所以,具備「歷史意識」的人,是敢於面對「過去」,以檢示「現在」。但害怕「過去」會動搖自己的現狀的人,總要無時無刻的唸咒:「時間過了,時間過了……」以便埋藏「過去」。
曾蔭權希望我們埋藏「過去」,也包括他的「過去」。因為這些「過去」,都是充滿矛盾,難於啟齒。
殖民統治下的香港人,既缺乏「自主意識」,也缺乏「歷史意識」,因為「自主性」和「歷史感」只是一個銅錢的兩面。如果要說有一種屬於香港殖民地的歷史觀的話,這歷史就如魯迅所言,只包含了兩個年代:一個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另一個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所以,曾蔭權六四偉論所反映的,除了是出自一種「見利忘義」的道德虛無主義之外,就更顯示了,他是一個沒有歷史意識,還以為自己是活在殖民地時代的人。因為,對曾蔭權來說,在歷史虛無主義底下,無論是大英帝國還大中帝國,都像是他襟前的勛章一樣,隨境而換。兩者都同樣只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不過,諷刺的是,雖然我們可以從曾蔭權身上,追溯出他「歷史虛無主義」的「殖民根性」,但是,曾經和殖民統治苦鬥多年的「愛國左派」,其歷史虛無主義的功力亦不遑多讓,一場死傷無數的血腥鎮壓,同樣可以被淡化成「小波浪」。虛無主義將人性空洞化的威力,又豈「冷血」二字可以形容?
陳獨秀說過:「蓋中國人性質,只爭生死,不爭榮辱,但求偷生苟活於世上,滅國為奴皆甘心受之。」梁啟超亦寫道:「我國民不自樹立,柔媚無骨,惟奉一庇人宇下之主義。暴君污吏之壓制也服從之,他族異種之羈軛也亦服從之。但得一人之母我,則不惜為之子,但得一人之主我,則不憚為之奴……。」
「暴君污吏之壓制」與「他族異種之羈軛」本為一個銅錢的兩面,不過,任公當年激憤奴性之禍害的文字,恰巧又見證了今天「殖民餘孽」和「愛國左派」在六四是非關頭上以「歷史虛無主義」結成的罪惡同盟。
不過,「歷史」會讓「虛無主義」逍遙於外嗎?
這幾天來,網路上流傳了大量六四前後的光影片斷,把歷史重現眼前,為成長在犬儒、虛無、反智的年青一代,做了大量的「歷史啟蒙」工作。筆者最深印象的是港台一節目剪輯了譚耀宗三個時期的說話。六四之後,在城市論壇上,他以堅定和沉重的語調說:「強烈譴責北京當局血腥鎮壓北京學生群眾!」之後,某年的立法局辯論上,他一字一句的讀稿:「不少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定性、功過,即使過了數十年、數百年,仍會爭論不休,並無定論。」最後,是一把老練和世故的嘻皮笑臉:「我們不會評論,多謝訪問…..」
無疑,歷史有它虛無的面相,可是,一如黑格爾所言,「歷史」也是狡猾的。就在譚耀宗字字鏗鏘地宣示那種「歷史」是「爭論不休,並無定論」的歷史虛無主義宣言的時候,他的光影已經化成歷史,為他及其同類,作了歷史的定論!
<明報> 2009. 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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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歷史虛無主義的群魔共舞
安徒
近來每年時近六四,都有妖孽現身。前年馬力指鹿為馬,「指人為豬」的「豬論」至為經典,堪稱香港一個時代的標記。
豈料今年六四,更是沉渣泛起,先有一諤青年六四鎮壓「有D問題」論,再有成龍大哥「中國人係要管的」風波。起初眾人口誅筆伐,以為抓著了「六四 (立場) 修正主義」的源頭。罷免會長下台其一,呼籲撤換旅遊大使其二。誰料到一如古語「下必甚焉」的前一句正是「上有好者」,我們的特區首腦急不及待就接著出場,示範了香港標準版的「國情教育」,講解了一套足以代表香港「整體」/「一般」人的歷史哲學。
他說:「我明白香港對六四的感受和看法,多年以來,國家有很多發展,亦為香港帶來繁榮,相信港人對中國的發展,有客觀評價。時間過了….」
有識之士鳴鼓而攻之,高呼「曾蔭權不代表我」,這個口號更儼然會成為今年六四和七一的又一重要焦點。但筆者以為,曾蔭權這番在立法會上重複了三次的說話,不但是有備而來,更是字字珠璣,是香港「國師」級的政治化粧師的精心傑作,適宜仔細解讀。原因是,特首的六四表態,一字不多也一字不少地,道出香港文化的內核,那就是一百五十多年香港殖民地經歷所積淀下來的:「歷史虛無主義」!
所謂「歷史虛無主義」,乃是「虛無主義」思潮的一個分支,它既是哲學,也是一種普遍心態,簡單說來就是對歷史的一種「虛無」態度。它不只包括拒絕對「歷史」發展作出價值判斷,更以「懷疑」一切的方式,拒絕以事實為基礎去看待「歷史」,甚至更會質疑,究竟有沒有「事實」這會事------因為對於「歷史虛無主義者」來說,「歷史」不外乎一種「故事」或者一種「文本」,它們是感覺或者利益的投射,它們也會隨時間和處境的不同而被任意編寫。
「真相」既不可得,基於「真相」而作的價值判斷亦是人言人殊,「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非既不可分,善惡亦無由判別。因是之故,歷史虛無主義的邏輯後果,也就是道德的虛無主義。
一百五十年來的香港,從來都不是一個可以直誠面對自身「歷史」的地方。英國人雖然曾經以其大不列顛的帝國「偉業」「自豪」地擁有香港,但隨著二戰之後,帝國主義變得聲名狼藉,英國人也刻意模糊和淡化香港的歷史源起,亦即當年雖是舉足輕重,但至今已變得臭名昭著的鴉片貿易和勞工販賣。香港人靠雄霸東南亞鴉片市場和販賣人口而繁榮致富,華人富豪貴冑、世家大族莫不沾邊。這一點歷史「常識」,又何曾進入香港的歷史教科書?
中國古來是家姓天下,文告宣傳,盡是隱惡揚善。雖亦有「良史」忠諫的認識,史學亦有說真話,留見證的傳統,以匡正制衡中國文化中常存不滅的「奴性」,可是,近代的國共兩黨之爭,無一不承繼皇朝史學的劣根性,以「歷史」為奴婢。作為一種反叛的恣態,拒絕官史黨史一偏之見的洗腦和灌輸,除了多讀幾份報紙,多讀幾本不同觀點的書的廢勁選擇之外,就是不聞不問,以無知為樂的犬儒取態,從而進一步助長了庶民的「歷史虛無主義」。
香港特首曾蔭權,年前不羞不怯地在中學生面對侃侃而談自己的會考歷史科不合格,與同學言談甚歡,可見香港不論老少,都在不自覺地分享著一種大家都樂在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甚至以無知為榮,以當「歷史白痴」為貴的奇特心態。「歷史科」可能是中學生最討厭的學科之一,「肥佬」可能反而變成青年逆反的憑證。以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分別的可以入大學,大學畢業還搞不清「毛主席」是不是「毛澤東」的大有其人。
在這種情況底下,一諤青年懷疑六四曾有坦克車壓人雖然讓人討厭,但還是在「事實」層面去討論,尚屬「孺子可教」之列,相比之下,曾特首「時間過了,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有其評價,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的論調,就充份證明了,能當上香港最高領導階層的,非得要在「歷史虛無主義」的修鍊已臻化境不可。
或者,活在殖民地的香港的而且確要靠點「歷史虛無主義」,你能夠想像四十年前投身政府為英女皇服務的曾蔭權,可能念玆在玆於「三條不平等條約」的歷史不公義嗎?你能想像一個為殖民政府服務的沙田政務官,會悼念二二年海員大罷工觸發的「沙田慘案」嗎?
所以,今天還是保有「爵士」銜頭的曾蔭權,在立法會念念有詞地說「時間過了」的時候,他的心裡不好正重演著他早幾年躬身領受「荷蘭水蓋」時的景像,心中默唸著:「我明白香港對『鴉片戰爭』的感受和看法,多年以來,大英帝國有很多發展,亦為香港帶來繁榮,相信港人對大英帝國的發展,有客觀評價。時間過了,時間過了…….」
歷史的本質在於時間,「歷史意識」也就是一種「時間意識」。歷史要指出「過去」如何發展出「現在」,以預示「現在」又如何會帶往「未來」。
「過去」的事實,會無情地揭露的種種缺陷和不是,所以,具備「歷史意識」的人,是敢於面對「過去」,以檢示「現在」。但害怕「過去」會動搖自己的現狀的人,總要無時無刻的唸咒:「時間過了,時間過了……」以便埋藏「過去」。
曾蔭權希望我們埋藏「過去」,也包括他的「過去」。因為這些「過去」,都是充滿矛盾,難於啟齒。
殖民統治下的香港人,既缺乏「自主意識」,也缺乏「歷史意識」,因為「自主性」和「歷史感」只是一個銅錢的兩面。如果要說有一種屬於香港殖民地的歷史觀的話,這歷史就如魯迅所言,只包含了兩個年代:一個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另一個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所以,曾蔭權六四偉論所反映的,除了是出自一種「見利忘義」的道德虛無主義之外,就更顯示了,他是一個沒有歷史意識,還以為自己是活在殖民地時代的人。因為,對曾蔭權來說,在歷史虛無主義底下,無論是大英帝國還大中帝國,都像是他襟前的勛章一樣,隨境而換。兩者都同樣只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不過,諷刺的是,雖然我們可以從曾蔭權身上,追溯出他「歷史虛無主義」的「殖民根性」,但是,曾經和殖民統治苦鬥多年的「愛國左派」,其歷史虛無主義的功力亦不遑多讓,一場死傷無數的血腥鎮壓,同樣可以被淡化成「小波浪」。虛無主義將人性空洞化的威力,又豈「冷血」二字可以形容?
陳獨秀說過:「蓋中國人性質,只爭生死,不爭榮辱,但求偷生苟活於世上,滅國為奴皆甘心受之。」梁啟超亦寫道:「我國民不自樹立,柔媚無骨,惟奉一庇人宇下之主義。暴君污吏之壓制也服從之,他族異種之羈軛也亦服從之。但得一人之母我,則不惜為之子,但得一人之主我,則不憚為之奴……。」
「暴君污吏之壓制」與「他族異種之羈軛」本為一個銅錢的兩面,不過,任公當年激憤奴性之禍害的文字,恰巧又見證了今天「殖民餘孽」和「愛國左派」在六四是非關頭上以「歷史虛無主義」結成的罪惡同盟。
不過,「歷史」會讓「虛無主義」逍遙於外嗎?
這幾天來,網路上流傳了大量六四前後的光影片斷,把歷史重現眼前,為成長在犬儒、虛無、反智的年青一代,做了大量的「歷史啟蒙」工作。筆者最深印象的是港台一節目剪輯了譚耀宗三個時期的說話。六四之後,在城市論壇上,他以堅定和沉重的語調說:「強烈譴責北京當局血腥鎮壓北京學生群眾!」之後,某年的立法局辯論上,他一字一句的讀稿:「不少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定性、功過,即使過了數十年、數百年,仍會爭論不休,並無定論。」最後,是一把老練和世故的嘻皮笑臉:「我們不會評論,多謝訪問…..」
無疑,歷史有它虛無的面相,可是,一如黑格爾所言,「歷史」也是狡猾的。就在譚耀宗字字鏗鏘地宣示那種「歷史」是「爭論不休,並無定論」的歷史虛無主義宣言的時候,他的光影已經化成歷史,為他及其同類,作了歷史的定論!
<明報> 2009. 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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